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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庆警方:止谤莫如自修

重庆警方:止谤莫如自修——李庄一案答记者问

    注:近日,云南信息报以《从李庄案看刑事律师的职业风险和职业困境》为主题对本人进行了采访,后以《云南刑辩律师热议李庄案》进行了刊发。由于种种原因,仅对本人的答问内容部分刊发。为将问答内容完整呈现,故特此以博报形式再次“刊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形成于李庄案二审之前,故尽管其二审“认罪”,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本案的观点——杨名跨

 

重庆警方:止谤莫如自修

 

记者:如果媒体的报道属实,李庄的一些做法是否不符合律师的执业要求?包括将同案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念给当事人听,以及收费不规范的问题等。您认为这些行为是违反律师执业规定还是构成犯罪?

杨名跨:你所说的“媒体报道属实”,可能就是指中青报12月14日的“奇文”报道吧。那个报道我是第一时间看到的。虽然我一贯反对律师办理业务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但我却主张律师一定要对当事人负责,对法律负责,敢于在在法庭上说真话。故在我看来,即使那个“奇文”报道属实,只要稍懂得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都不会认为李庄被指控的行为是犯罪行为,甚至连律师执业纪律也没有违反。因为

1 、辩护律师询问当事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呈堂证供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可作法庭定案之用。

而李庄案中,如果是李庄唆使龚刚模编造受到刑讯逼供的话,他就不可能再去要求进行伤情鉴定,因为这完全是“不打自招”。没有刑讯逼供自然没有伤情,你去要求鉴定不是“自露原形”吗?这显然不合常理。而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独立的七种证据种类之一,而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中规定的“毁灭、伪造”之对象应当为实物之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言笔录等,“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其罪状也清楚表明被“威胁、引诱”的也仅仅是独立于当事人之外的“证人”,而绝对不可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否则,法庭所得的真相永远都只是停留在“侦查笔录”之上,而如果侦查笔录“这一张纸”都是完全真实且不可质疑的,那在诉讼构造上就完全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审判及辩护制度?

止谤莫如自修。不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何况还仅仅是律师的依法质疑。试想,如果龚刚模是在李庄的唆使下才编造受到“刑讯逼供”,那么随着龚刚模一案的庭审展开,为什么该案34名被告人中的其他大部分人均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之上声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而唯独龚刚模不声言遭到“刑讯逼供”而要求认定自己“检举李庄有功”。这究竟是谁促使他们要如此“诬陷”警方刑讯逼供,而咱们文明、理性且最当正义的法庭为什么又不让他们把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陈述完整,而制止他们让其庭后以“书面方式”提交?难道我们重庆动用了7000余名的打黑警察来侦破案件,却没有基本的自信来面对质疑??

2、关于宣读同案笔录,是绝对不可能往刑事责任方面去想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连一般的民事案件,诉方都要提前向对方举证,而不得搞突然袭击。那么刑事案件这一“轻则断人毁誉,重则判人生死”的刑狱案件,为什么就不能在庭审之前让当事人知晓面临的指控到底有哪些证据呢?而且,就法庭上的“控辩”而言,刑事案件同样强调举证、质证及辩论的平等。那么,控诉方掌握了所有的指控证据,并可以为此成立专案组,并“反复推演”,为什么就不允许被诉方掌握证据,并与律师一道做到胸中有数呢?尤其是,在实务操作中,起诉书尾部一般都会写上“附: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材料复印件,及被告人羁押于××看守所”等内容。由此同样可知,法律规定作为指控当事人犯罪的起诉书都必须在开庭之前的法定期限内送达当事人,那么作为据以起诉的附件,为什么庭审前连向当事人宣读、核对都不可以。况且,涉案当事人的律师帮助权从性质上来说属于“私权”,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是:对于公权力,法未明确授权不得为;而对于私权力,法未明确禁止即可为。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在我国现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中,哪条法规规定律师不得向被帮助的嫌犯通报案情,宣读同案其他材料?答案只能是:“根本没有”。这能往刑事责任方面去想吗?

3、至于所谓的“拖延诉讼”、当事人法庭答问时之“不知道”等,更是不值一提。如果控方“证据确凿”,何惧人家要求鉴定?刑事法治强调不能由被诉人“自证其罪”,故回答“不知道”又有何妨?而且,自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之日起,指控证据即必须予以固定,还担心什么当事人之后庭审时的“不知道”或者“翻供”吗?

所谓的律师收费,同样不存在任何不当之处。因为法律服务本来就是一个双方自愿的“合同行为”,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具体到本案,中青报开始报道指李庄 “象挤牙膏”似地“套” 了人家245万元。而最终证实的则是150万元,且都是按照正常手续进入了律师事务所账户的。该150万元除为龚刚模可能面临的多桩死刑指控辩护之外,还包括为其公司担当法律顾问、为被骗的巨额财产的民事代理等工作。说实在的,象龚刚模这样的特殊案件,对一个负责任的律师而言,是具有巨大风险的。因此,对很多有所成就的律师而言,你即使给他500万元可能也不一定会有人愿意接手而“得罪公权力”,或者即使接手,也不一定会去“真辩”。李庄现在的处境,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重庆司法机关:应懂得“基本的避讳”

 

记者:违背职业道德的律师,一步就跨到被追究刑事责任,中间是否该有其它环节?您认为该如何建立更完善的职业道德规范机制和惩戒程序?

杨名跨:不错,律师“妨碍证据罪”,是属于典型的“法定犯”,而不是如杀人、强奸、放火等“自然犯”。因此,律师职业活动中的犯罪必须以违反相关职业规定并受到职业处罚为前提更为恰当。这就要求,我们的行业规范和行政管理措施中,应当有明确具体的职业操守和准则,尤其当明确相应的罚则并切实起到规范和管理的功能,避免由于行政和行业管理的缺位而“一步入罪”。

 

记者:有律师提出,李庄此类情况应提交给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先进行行政处罚,如果构成犯罪,会由律协等转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否则,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直接抓捕正在行使辩护责任的律师,总是会给人留下“原告抓被告”的嫌疑。您认为是这样吗

杨名跨:如果律师的行为确实构成了犯罪,那当然应当追究。任何人都不应享有法外特权,律师自然不能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证据受到了质疑,或者由于律师为了证明你的指控存在瑕疵而为此收集或提供相反的证据,或者在庭审过程中辩不过人家,就意图以刑事责任来追究你的对手。我认为,对于本身存在巨大争议的律师违法事项,先经行业或行政处罚,然后再来问罪也不迟。国外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根据美国刑法典的规定,当检方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必须达到几条证明标准:首先,要求辩护人已经与当事人达成了作伪证的协议;其次,作伪证的人已经实施了作伪证的行为;第三,主观心态是明知且故意;第四,伪证已经实质性的影响到了案件的审判等等,只有达到了以上的证明标准才能符合入罪的程度。

象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拉縺门”事件向美国国会大陪审团作伪证的事情,由于其本身还具有律师资格,故国会最终就是将其伪证一案交由他所属的阿肯色州律师公会作出对其吊销两年律师资格的处罚。

而在我们国家,实践中只要辩护律师“惹恼”了警方、检方,司法机关便会迁怒于律师,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律师如果确实因为职业活动而构成了犯罪,根据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当然应当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来立案侦查,但一定要懂得基本的避讳,而不要蛮横与傲慢,即应当交由相对独立且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警察、检察机关来处理,这样做显然要理性得多,也更能够树立基本的司法公信。一句话,咱们一定不要“只要强权,而不问正义”。

李庄案中,如果指控李庄“诬陷警察刑讯逼供”的“诬陷”情形存在,那恰恰证明了重庆警方作为受害人是应当回避的。有些“砖家”及重庆有关司法当局声称法律没有规定单位集体回避的问题,只规定了侦、诉、审程序中有关司法人员个人的回避情形,故李庄的“管辖异议”或者“回避要求”属于典型的“于法无据”。

对此,我认为纯属胡说八道。因为大家知道,法律适用是一定要讲究法律推理的,尤其是对法律规定不明的“疑难案件”,更当有法律依“法律”,没法律依“法理”。就如大街上明确标示“不得随地吐痰”,可有人却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难道其辩称“没有标示‘不得随地大小便’,故不违法”就可以接受并符合“不得随地吐痰”的“立法”旨意?举轻以明重,显然随地大小便者之辩解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同样的道理,连司法人员个人作为利害关系人都应当回避,那么当司法机关本身作为利害关系人时,如李庄案中作为“被诬陷”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这种犯罪行为的重庆公安机关,以及“被妨害了正常司法程序”的重庆检、法机关,难道反而可以如“随街大小便”的人一样,辩解“法未明定”便可置公理、正义而不顾?显然不能,因为法律人/甚至一般的理性、善良人都知道,司法必须强调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中最重要或者首要的正义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样的自然正义。

 

警察等司法人员应当与律师一起规定于“伪证罪”中

 

记者: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以来,刑法第306条伪证罪立法的负面效应,给本来步履维艰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雪上加霜,应该废除。您认为呢?您或身边的人有没有受到过该条款的负面影响甚至“受害”?该条是否是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把剑?其中“诱供”的标准是否不明晰?该废除还是该改良?如何改良?

杨名跨:《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通过该条规定,充分证明司法人员在取证中,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并存在“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否则还有必要如此规定吗?而我国《刑法》二百四十七条仅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应当定罪处罚。

为什么司法人员的诱供、骗供、威胁取供不入罪处罚?而仅仅对“刑讯逼供”进行入罪化规定,难道他们在相当案件中倚重“三手”——即手枪、手铐、手续(逮捕令、搜查令等可使人丧失钱财与自由)而获得的证言或者嫌犯供述反而真实可信吗?而律师仅仅凭据其专业法律知识,通过说服、劝导等获得的证据反而可能出现的诱、骗取证而非法?且又通过《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入罪化处理”进行了极具歧视性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因为众所周知,防范国家警察权力对于公民可能带来的伤害,在任何法治国家都要远远超过防范律师来得重要而正当。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不受制约,恰恰相反,就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而言,我认为将律师与警察等司法人员一并在《刑法》三百零五条“伪证罪”中进行平等规定是尤为重要的,也是可行的。

  

记者:刑事辩护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已成为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同意这种说法吗?理由是什么?

杨名跨: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无论是咱们的杜培武案,还是李久明案,以及奈祥林案,聂树斌案,还是我本人代理的“贵州天字号弑母冤案”,没有哪一个案件不存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没有哪一个案件当时律师的辩护意见是错误的。当然,也没有哪一个案件的辩护意见得到了起码的重视和关注。否则,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严重毁损我司法公信的冤假错案。

就拿重庆打黑来说,我们不期望办成什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我们只要求让每个案件经得起律师的“质疑”即可。

这首先要求咱们的司法机关应当遵守基本的正当程序——即保护嫌疑人的亲属权(亲属知情权——除特殊情况外,须在拘捕后的法定24小时内通知家属羁押处所和原因),保护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保护律师依法会见且不受监视、监听等),保护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废除公检法联合“专案组”,让当事人就公安不法行为申请检院监督的法定权利得到落实,要求法院就检院的不当起诉予以否定评价的法定辩护权名至实归)。如果做到上述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不要说绝对不会出现上述惊天之离奇冤案,但肯定会大大降低和减少。

事实上,我们国家通过媒体披露的冤假错案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将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如实告知公众,那么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律师作用及律师生存现状如此漠视甚至“敌对”。

 

李庄案之证据标准:达不到一快钱民事纠纷的证据要求

 

记者:李庄案的七名证人全部失去了自由、且没有出庭作证。在您的执业生涯中,请公诉方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很难?《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大幅加强了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实践中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吗?是否仍是“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

杨名跨:在我看来,李案这一广受国人争议的“惊世案件”,其判决采用的证据标准“还不如一块钱的民事纠纷”来得实在。因此,是让人不可理喻的。

不要说法律人,即使一般民众都知道,作为“定纷止争”的民事案件,其证据标准肯定不可能有“轻则断人毁誉,重则判人生死”的刑事案件要求高。可是,我们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即要求证人就其证言除法定情形可以不出庭外接受质证外,其他情况下如果证人不出庭,证人证言这种证据根本不得采用——因为它连基本的证据资格都没有,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哪怕争议仅仅是一块钱,如果仅有一纸证言,而没有证人出庭接受质证,在对方当事人否认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官通常是不可能判你原告方胜诉的。可咄咄怪事就出现在我们的渝州大地,尤其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李庄一案中。八个控方证人,个个都“只能认可”自己被剥夺自由情况下的“一张纸”,而“不愿”出庭,尤其是连辩方当庭“查看证据都不得”。严格而言,证人不出庭,其书面证言——那“一张纸”连证据资格都没有。故控方理应“举证不能”而败诉,可一审法院竟然判决证据有效而据此“入罪李庄”。举轻以明重,连一块钱的民事纠纷,都可能因证人不出庭而败诉,那断人毁誉,夺人自由的李庄案件,为什么仅仅凭“几张纸”就可予以判决。其入罪采行之证据标准不引起公愤才怪。因为只要稍事留心,就可以发现在庭审之前,很多人谴责李庄,可一审庭审尤其是一审判决后,更多的人却转而谴责重庆司法当局。

大家知道,正常的法理要求和诉讼构造,强调的都是证人要向法庭作证,而不是向警察作证;警察的责任是负责把证人带到法庭,并同时作为证人就其行使警察权力过程中抓捕嫌犯的过程和情状接受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质证;书面证言笔录只能据以“立案”侦控,而不得直接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学者的归纳,我国刑事案件证据活动中的三大怪状是:警察不作证;证人只向警察作证而不向法庭作证;书面证言通行无阻。

为什么刑民案件的证据标准会这样颠倒?官贵民戝嘛。民事案件的争斗双方通常都是民,故民取的证据不可信。而刑事案件的一方是官,在我中华传统中,好象官家从来都是没有错的。据悉,从最高法院的角度,早就想制定其标准至少不应低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刑事诉讼证据标准,学界也为尽早出台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据法规而呼吁多年,可咱们强大的警方担心因此“难以破案,治安恶化”而不同意,故最高法院只能在自己可以独立作主的民事诉讼中,规定了事实上更严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08年修订实施的《律师法》(注:而非刑诉法),确实加大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但我要说的是,律师的权利从来就不是为律师设的,而是为广大需要律师帮助的人设的。说白了,任何一起个案代理和辩护,从源头上讲,都不是律师要自发地帮助当事人,而是当事人需要律师帮助。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国家责任,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宪法责任,因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告人有权获辩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是我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而国家设立律师制度来帮助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并通过律师的工作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性承诺落到实处。充分反映了律师权利的社会性和其公共性特征。

因此,相对于国家警察权——即国家可以通过警察来追究和控诉犯罪的权力,公民律师权——即公民通过获得律师帮助而避免和防御受到国家枉法或不当追究的权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律师法》被有些人认为超前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对此,我们不用看西方,我们仅仅看一下咱们的港台地区,就知道我们还落后多远?比如,最典型的是港台早已做到“警察讯问嫌犯时须有律师在场,而律师会见当事人时,警察不得在场”,以此抑制公权,保护私权。而我们恰恰相反,“警察讯问嫌犯时,律师无权在场。律师会见当事人时,警察却有权在场”,以监视律师会见。更为离奇的是,本来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即使是依照《刑诉法》,警察也没有任何权力对起诉和审判阶段的律师会见进行任何干预,可李庄案中,就是因为其反对在审判阶段还须得到警察同意才能会见,还被违法监视而发生剧烈争吵,进而在其声言一定要就警方“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追究到底,才最终使其自己“被犯罪”。

可以想象,连这种受到世人关注,有关当局表示要办成错案的打黑大案,涉案公民辩护权——即律师权就犹如“软柿子”,其他案件又能好几何?

 

记者:您认为李庄的150万收费合理吗?云南刑事律师的收入状况如何?收入与承担的风险平衡吗?

杨名跨:律师收费乃合同行为,完全基于当事人的自愿,不值多谈。犹如美女嫁丑男一样,只要人家愿意,我们只能想想而已,不必多言。当然,如果是强权或者富豪之人倚权仗财而霸占良女/甚或那些“不良”(如性工作者)之女,那当然当诛。对于李庄而言,他愿意以“自己的自由换取中国程序正义的哪怕是一小点进步”,我认为同样值得尊重,因为他肯定不会后悔钱收少了,或者“成本效益不相平衡”

至于云南刑事律师的收费,整体上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反对那种“保命协议”,尤其反对那种不把精力放在案件的证据和法律分析,而把律师办案当成搞关系并据此高收费的律师,因为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行业竞争,更是破坏了律师就是“只要钱不认理”或者只是“走后门,当皮条”的不良社会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咱们“司法无公信”的助推剂。

我始终认为,法官应当是高贵的。而其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其不可收买。因此,我从来没有为了案件的胜诉而去意图贿赂、收买任何一名司法人员。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恰恰是对正值、有品性的司法官员的侮辱。但愿我们的司法官朋友也能这么想。

 

有人就希望刑辩律师“和稀泥”

 

记者:对于李庄案,对于刑事律师的职业风险和执业困境,您还有什么对我说的?谢谢!

杨名跨:我想从《薄熙来给一些官员的九大“画像》谈谈最后的想法。

 

《薄熙来给一些官员的九大画像》

…… …… ……

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吹捧,看着彼此都是客客气气,十分团结,其实,这样的“伪团结”是对同志的不负责任,是对党的事业的不负责任。而官员之间的“和稀呢”,对待问题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导致大家在奔向腐败堕落的道路上齐头并进,最终的结果是影响了党的事业,葬送了党的干部,影响了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 …… ……

我以为:有的人就是希望刑辩律师当瓦匠“和稀泥”,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愿看到律师当铁匠“硬碰硬”。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吹捧,看着彼此都是客客气气,十分团结,其实,这样的“伪团结”是对涉案公民的不负责任,是对党和国家法治事业的不负责任。而诉辩角色之间的“和稀泥”,对待争议案件问题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导致大家在奔向冤假错案的道路上齐头并进,最终的结果是影响了党和国家的法治事业,葬送了的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影响了国家作为本应具有世界标杆意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当具有的国际形象。

人们应当深知,根据水桶定律,一国之司法人权犹如一个水桶之最短木板,如果要水桶装水逾多,就应当使最短之木板变得越高才行。而如果嫌犯之司法人权受到很好保护,那么广大公众自然会对自己的权利不致受到公权侵犯增加信心,从而更具国家归属感。就如当年辛普森杀人案一样,虽然众多证据证明其是杀害其前妻及其男友的凶手,但就是因为警方存在一点小小的程序瑕疵——即个别证据系无搜查证的情况下而取得,故判决控方败诉。美国民众虽然高达80%的人认为该案实体结果上是错误的,但却有高达98%的人认为辛普森获得了国家的公正审判,从而更加坚信正当程序也会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得到公平对待,并进一步凝聚了公众的爱国热情。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律师妨碍作证是犯罪,刑讯逼供同样是犯罪,而且是以国家公权为依托,以执法为名义而实施的侵犯公民司法人权的体系化的犯罪。因此,人们不要认为刑讯逼供是可以接受的,而律师为证明嫌犯口供可能系由刑讯逼供取得,并因此触动了刑讯逼供这一体系化的犯罪而被“污名”,便不假思索地跟随起舞。

台湾马英九先生作序,陈长文律师等著述的《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将律师定位为“人权之卫士”——即为弱者呐喊,向强权抗衡。将检察官定位为“国家之良心”——即反腐肃贪,惩治滥权。打黑除恶,维护公序。法官定位为“正义之守护”——即秉持法律,护法抗权,坚守正义,彰显公理。举目中华,我们的人权卫士有几何?我们的国家良心在哪里?我们的正义守护又安在??

说到这里,难道你不觉得李庄所言的“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我是一个敢于对当事人负责任的优秀律师”多少有几分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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