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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为记者辩,为舆论监督辩

我的2009年,是从争论中走过来的。这一年,我参与了诸多公共话题的争论。其中,工信部推广绿坝软件引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争,北京大学拒录重庆文科状元以及重庆取消改民族成份考生高考录取资格是否侵害学生受教育权之争,系列抓记者案件引发的记者是否受贿罪之争,我都站到了争议的最前沿,对公权力进行批评。而有的争论,正是由我的言论引发的。

至今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记者能否够构成受贿罪的争论。这一争论至今尚在不同的场合继续:在我的手上,就有多个记者因不服法院的受贿罪判决而委托我代理上诉或者申诉的案件,需要就记者能否构成受贿犯罪的问题继续与控诉方争辩。

长期以来,记者在我国都是被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的。记者因在采访报道中收好处或者在一些灾难事件中收好处而不报道,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已多有发生。对此,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但肇因于2008年发生的系列抓记者案,我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在2009年通过为诸多记者的辩护而坚定了我的认识: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犯罪;以受贿罪追究记者是错误的司法实践,因此可能导致舆论监督和公民批评、控告、申诉等宪法权利的丧失,给社会造成灾难。

2008年,全国发生了多起抓记者案件,有学者将这一年称为“抓记者年”。从当年初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被抓,到三月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被起诉,再到年底的央视记者李敏被抓。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就至少有五起。没有媒体报道而我所了解的,也有多起。其中多位记者被以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追诉的。这些涉案记者中,多人委托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由我为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多人虽然未与我建立委托关系,我也一直在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从系列抓记者案中,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每一个抓记者案件后面都有“案中案”;记者的被抓无不与他们采访、报道这些“案中案”所涉地方国家机关及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滥权有关;记者被追诉了,他们采访、报道这些“案中案”所涉地方国家机关及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滥权几乎都没有受到追究;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地方国家机关及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滥权造成的损害,几乎都无人过问。

我最先接触到的是朱文娜案。因为报道辽宁西丰县女商人赵俊萍与县委书记的“官商较量”,《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在2008年初被辽宁西丰县公安局以诽谤罪进行立案拘传。案件曝出后,引起掀然大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辽宁西丰县公安局撤销了对记者的刑事诽谤立案,并向记者赔礼道歉,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因此被责令引咎辞职。在维权过程中编发短信批评县委书记被以诽谤罪及罗织的偷税罪追诉的赵俊萍,至今深陷冤狱,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作为朱文娜的律师,我一直以为,朱文娜案如果不是舆论的介入,记者朱文娜是否能够全身而退,是难说的。而朱文娜案之所以能够得到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丰县公安机关以诽谤罪对朱文娜立案拘传显而见的失当:对朱文娜的诽谤罪立案并不符合诽谤罪公诉的条件。

朱文娜案件的结果,让我感到欣慰。而在媒体有关朱文娜案的报道中,有一个信息也让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西丰县公安局到北京拘传朱文娜记者之前,当地检察院曾经将朱文娜报道的“官商较量”当事人赵俊萍的家人抓去,问他们给朱文娜送了多少钱,没有送钱记者怎么会大老远跑去西丰采访、报道。因此,在朱文娜案结束后,我一直在想:如果西丰县不是以记者的报道不实对其进行诽谤罪刑事立案,而是以记者收了当事人好处而以受贿罪对记者立案,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全社会几乎没有一个职业不存在腐败的今天,在民众对腐败充满了仇恨情绪的当下,如果当一个记者被以“受贿”追诉时,是否有人会相信他会是无辜的,其是否还能够得到舆论的支持呢?在杜培武、李久明等警察连杀人的重罪不是自己干的,我们的公安机关都搞出了他们犯罪的“证据”,一个记者要被抓进去,就算记者真的很清白,要搞出点“受贿”的“罪证”来也应该不是难事吧?要是朱文娜案沿这样的路径演进,我将如何为其提供辩护呢?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2008年五月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找到我,说其报道吉林龙嘉机场建设工程的问题受到打击报复,被吉林民航的公安人员抓到长春,遭受刑讯逼供,肋骨都被打断了,最后被迫“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受贿事实”,并在被迫向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局交了4万元“赃款”后才获取保候审。他实际上并没有为报道的事收取他人的好处费,只是在其所报选题在报社通过后,正式动身到长春采访前,向其报料的师兄张广涛原来的秘书李申到北京向其提供采访对象联络方式,与其接洽过程中,李申说其到长春采访时他们不便出面接待,塞给其五千元,其推辞不过接受了,并将其中的部分用在了采访工作中(未在单位报销)。他被迫承认“受贿事实”后,受到不准翻供的警告;被取保候审后,龙嘉机场的负责人设宴为其与报社有关领导“送行”时也让其以后好好过日子,不要闹;报社在其取保候审第四天将其开除时,领导也告诉他两个单位达成了谅解,让他不要再闹,过一年就没事了。他为了不惹麻烦,准备忍气吞声的,没想到吉林方面却以其犯受贿罪,将案件移送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对其提起了公诉,希望我能够为其辩护。从傅桦提供的材料来看,其关于龙嘉机场建设工程问题的报道无疑是真实的;而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事关重大公共利益,其报道的舆论监督价值无可置疑。

接受傅桦的委托后,我开始研究受贿犯罪的问题。研究的结论是:过去在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完全是以行为人从属机构的性质来确定的,只要其是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就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作为受贿罪主体对待。这完全是错误的。从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规定的内涵来看,作为受贿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只要求是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而且要求是在国家机关从事组织、管理、监督等公共事务的人员,需要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即职责范围内的权力(对一定人或物所拥有的强制、支配、决定性的能力);行为人滥用了其职责范围内的权力。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法定的或一定组织内部制度设定的职责,并享有与该职责相对应的权力,对职责的履行和权力的行使,都有着具体的法律或制度的要求,不遵循相应法律或制度的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就可能构成失职或渎职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记者与此完全有别,对任何问题,记者报道或不报道都属于其自由的范畴,不因报道或者不报道某个问题而产生失职、渎职的违法或犯罪的责任问题。全世界都不把记者作为权力主体,而只是作为言论自由和批评、控告等权利和知情权的主体。记者就其采访、报道而言,除了从事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采集信息、写作稿件活动之外,根本不能强制什么、支配什么、决定什么,因而记者根本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完全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根本不能构成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受贿罪。而且,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简单地由行为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决定的(否则就可能连普通网民也被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同样需要取决于行为人行为是否具有权力属性,因而在职责范围内并不拥有权力从而不存在“职务便利”可用的记者也不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记者收好处的现象全世界都有,但没有一个国家以受贿罪追究记者刑事责任的,都是作为职业伦理问题,由新闻媒体或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律机制处理的。

基于上述发现,我在2008年底山西杏花岭区检察院以受贿罪抓央视记者李敏的案件曝出后,即主动联系其家人,为李敏辩护,并在之后抛出了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犯罪的结论。随后,我通过网络及学术杂志发表了洋洋万言的《论记者不构成受贿犯罪》一文,全面阐述了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犯罪的观点。

在整个2009年,在我参与的众多学术会议中及其他与人讨论问题的场合,我都在向人们传播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犯罪的观点。期间,我还通过网络和期刊发表了《“官誉”权保护与记者收好处治罪的宪法性思考》、《受贿罪阴影下的记者被抓现象》、《“诽官案”,宪法亟待上位》、《以受贿罪追究记者是社会的灾难——兼论记者不构成受贿犯罪》、《抓记者:一个宪法与民权危机的信号》、《打击报复揭黑记者的邪恶之路应该堵死》等诸多文章。2009年5月,由蔡定剑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赞助,我还组织诸多法学专家、律师,结合2008年发生的系列抓记者案和2009年发生的系列抓网民案,就保护公民监督权利问题展开研讨,并在会议上发表了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观点,呼吁社会警惕公权力对记者和网民的打击报复。11月,我又自费召开了一个年度记者权益观察报告会,进一步传播同样的观点。

我关于记者不构成受贿犯罪的观点,在不同的会议上,都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很多媒体记者和新闻学者对我关于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犯罪的观点,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记者是特殊的职业,特别要干净清白,绝对不能收好处,哪怕收一分钱,都是受贿。有人甚至认为我的观点是在鼓励记者收好处。我当然不至于糊涂到鼓励记者收好处的程度,只是觉得道德的应该归道德,法律的应该归法律。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从互联网上看到,西南政法大学的刘渠景、上海知名律师姚建国、北京律师刘云雷等法律专家,也发表了与我类似的观点。前述2009年5月召开的那次有诸多法学专家、律师参与的公民监督权利研讨会上,与会的田文昌大律师、林维教授、蔡定剑教授等法学专家,也对我关于记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观点表示赞同。而通过长期充分的辩论,很多原来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也接受了我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上,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似乎也发现了以受贿罪追究记者的不妥,以致在一些案件中检察机关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记者立案,而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5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被指控的受贿罪作出判决时,更是直接认定该记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

让我意外的是,有朋友告诉我,说我关于记者不构成受贿犯罪的观点,或许能够成立,但我为之辩护的很多记者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存在瑕疵,他们被抓被判,是咎由自权,活该。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不再是法治范畴的问题了。也许,在腐败无处不在而舆论监督力量的不时彰显却让人们看到一些希望的当下,民众难免对以舆论监督为使命的记者存有种种美好的期待,从而不免会以完人乃至圣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所以,当记者搞有偿新闻,尤其是有偿不闻时,民众难免失望,甚而绝望,因而不免从纯洁记者队伍的愿望出发,本能地希望严惩有行为瑕疵的记者。而当司法机关以记者“腐败”而予以追诉时,即使他们是被打击报复,很多人也不免“人心大快”起来。也许很多人在想,在一个社会里,要是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多好啊?这可能吗?

多年来,关于舆论监督重要性的表述,不断出现在执政党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反腐倡廉的讲话中,出现在执政党和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文件中,这是全世界罕见的。这无异于给包括记者在内的广大民众赋予了反腐的重大道义责任。如果再认真做一些对比,我们会发现,在很多西方国家,记者完全是被作为普通公民对待的,公民办报是自由的,任何人想办报纸都可以。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把少数报人作为特殊公民对待,不会对他们寄予什么特别的希望,也不会赋予他们什么特殊的使命和责任,从而也不会由对其进行严密的管控。

可能我们从来没去考虑过,当反腐成了民众的道义责任,论监督被作为反腐工具,并成为民众希望的所在时,公民的言论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等等监督权利以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已经被异化了。实际上,舆论监督不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来加强;执政党和政府只需要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宪法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就是了!反腐的责任,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应该由执政党和政府去承担!我们有权利要求执政党和政府高效廉洁,而无权要求民众(包括记者)纯净无瑕。

以行贿受贿犯罪“嫌疑”抓反映问题的群众、抓采访报道揭露问题的记者,在某些人看来,可能确实是一个抵制舆论监督的办法:一方面砍倒了媒体记者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民权利的道义大旗,将媒体记者和反映问题的群众置于道义的不利境地,使他们不能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上下其手,欲所欲为地整治他们;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封口费”这样的媒体丑闻对媒体的污名效应下,利用民众对“腐败”的憎恨,将受到“行贿”、“受贿”指控的群众和记者作为耙子,进行群氓式的围攻,从而将整个媒体置于一种“没资格监督谁”的境地,实现“围魏救赵”的目的,将“我的地盘我作主”“我的腐败你少管”的反监督进行到底!但当以“受贿罪”嫌疑抓记者,同时用“行贿罪”追究向记者反映问题的民众,成为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抵制舆论监督的 “法宝”,采访报道群众反映问题的记者一个个折进去,反映问题的群众一个个折进去,而群众反映的问题却一个也未能解决时,我们有理由追问:我们广大民众是否还有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记者是否还能够进行揭露性报道以呈现真实的社会生态?

(本文已由经济观察报摘发。作者周泽现为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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