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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考警最后梦碎:是谁打碎了他的“警察梦”

昨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引人关注。原告小黄15岁时为复读考中专,使用他人学籍报考,2007年,小黄在临沂招警考试中入围,却因当初学籍问题未通过政审,未被录用。小黄认为当初使用他人学籍系不合理招生政策使然,事出有因,自己有真才实学,分数是真实成绩,而且招录部门存在程序违法,遂起诉当地人事及公安部门,请求录用自己。

庭上证据显示,受当初政策影响,像小黄一样为获得受教育权而在学籍上存在“污点”者不在少数。小黄的律师周泽认为,有关部门存在程序错误,而对于小黄这一群体来说,如果未成年时的“污点”要背一生,他们将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周泽称,目前国内就“未成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构建”已有探讨和实践,但少年时期道德或民事“污点”的消灭,有待关注。

六次考警这次“接近成功”

谁都不否认,有着中专第一学历的黄廷伟很上进,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法律专科、本科文凭。这个山东临沂小伙儿有个执著的警察梦,2002年,时年24岁的他第一次报考警察,此后,临沂市只要招警黄廷伟都会报考,其中,2007年的一次“最接近成功”,但“中间出了岔子”。2006年和2008年,他还参加了日照市的招警考试。到2008年七年间,他总共参加了6次招警考试。

2007年3月16日,临沂市人事局、临沂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简章,招警53人,其中招录市看守所普通管理职位7人。黄廷伟报名,参加了该职位的竞争。

经过笔试、面试,黄廷伟的总成绩位列报考该职位考生的第8名。报考同一职位的一位黄姓女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录用。黄廷伟坦承,弃权的女生是他的妹妹,“有人因此说闲话,说是妹妹给哥哥腾路,但弃权是她的自由,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规定”。

根据招考简章规定,女生弃权所造成的空缺,按照总成绩依次递补。同年7月,临沂市招考公务员办公室发布递补公告,确定黄廷伟递补该职位。

考警多次,第一次入围,出身农家的黄廷伟别提有多高兴了。

政审中发现当年有“污点”

黄廷伟高兴得有点早了——政审中他少年时的“污点”被发现。

参与政审的两位民警写的一份说明显示,政审人员调取黄廷伟的人事档案,发现黄的中学学籍卡和入团申请书两份材料上填写的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和家庭情况,均与他的其他档案有出入。

之后,市人事局和市公安局人事处工作人员到黄廷伟工作单位调查,要求黄解释上述情况。

小黄书面写了情况说明。1992年7月,黄在临沂四中初中毕业,当时的姓名叫黄廷波,这一年夏天,黄考中专没考上,同年秋天,他到一个乡镇中学复读,在参加次年的中招考试时,因为无学籍不能参加考试,由另一个乡镇中学的两位老师帮忙,使用和黄同村的辍学学生黄廷伟的学籍报考。

小黄说,这是当时复读生唯一的选择。是年,小黄考入临沂一所中专,一直用名黄廷伟。在校期间,小黄通过自考拿到法律大专文凭,也是用名黄廷伟,没法改回原名,所以至今仍用这个名字。

“我本来叫黄廷波,所用学籍是黄廷伟的,他上到初三就不上了。”小黄告诉记者,黄廷伟对自己使用他的学籍早就清楚,没啥意见。而且,两人成年后的身份证号、居住地址都不一样。

向有关人员解释清楚后,小黄觉得自己只是使用了别人的学籍,考试成绩是真实成绩,自己有真才实学,学籍问题即使算是个“污点”,也不会妨碍录用。

后来,事实也确如他开始想的那样——他致电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方称已将他报省公安厅审核录用。

小黄心里因此很踏实。

“金榜”无名状告招录单位

2007年12月下旬,在临沂市有关部门公布的录用名单里,小黄没看到自己的名字,看守所7个职位只录用了6人。

心里发凉的小黄决心到省公安厅问个究竟。去了几次,他私下打听到,是因为学籍问题被人举报到公安厅,厅里曾因此要求临沂市公安局补充有关材料,据他所知,临沂方面没有补充。

小黄对结果心有不甘,产生了和临沂市人事局、公安局打官司的念头。“你不录用我可以,总要给我一个书面答复意见吧?”

2008年初,小黄到临沂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果,同年2月,他直接到山东省高院起诉。小黄在诉状中称,原定招录7人,只录用6人,且没有他的名字,临沂市人事局、公安局无正当理由取消他的录取资格,减少录用人员,严重侵犯了他的公平竞争权,请求法院判令招录单位将他列入录用名单,并予以公示。

山东省高院裁定,此案由莱芜市中级法院审理。

2009年9月,莱芜中院公开审理此案。

临沂市人事局、公安局当庭提供了考前有小黄签名的报考公务员诚信承诺书(每位考生都签)、政审人员写的情况说明、临沂市公安局向省厅的请示等证据。市人事局答辩称,他们严格按照《公务员法》和《人民警察录用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开展招录工作,因原告曾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依法不能录用和公示。市公安局答辩称,他们严格按招录计划组织实施,因原告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厅的审核,市局无法录用。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小黄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临沂市公安局关于录警向省厅的请示,发现自己曾进入这份吸收录用名单。

“请示”说:“招警53人,经审查,均符合录警条件。建议为其办理录警手续。”但省厅的审核同意名单中,没有黄的名字。

当年不少人“被迫”改学籍

庭审中,小黄原来写的那份情况说明也被被告拿来,作为小黄弄虚作假和不诚信的证据。小黄当庭称,这正是自己实事求是的体现,说明了使用别人学籍的原因。

被告搜集了中学管学籍老师的证明:黄廷伟原名黄廷波,因当时考小中专不准往届生考试,黄廷波无权参加考试,学校为了本乡的名誉,便从本乡召集了一部分好学生复读,考小中专时,找了部分学习差并同姓的学生(把学籍)改过来,黄廷波就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老师证明,当时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学习好的往届毕业生动员到学校复读参加小中专考试。没有应届生学籍不准应考,所以黄廷波就用了应届生黄廷伟的学籍。

被告提供的这几份证据,也被原告引用,证明自己事出有因。黄当庭称,这恰恰证明了学籍问题不是他本人的过错,是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要求学生这样做的,是普遍行为,责任应由学校承担。1989年,当时的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初中中专招生中坚决限制复读生报考的通知》。被告以此为证,表明复读生考中专是被明令禁止的。黄则认为,该通知仅仅是规范性文件,和上位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不一致,不应采信。

接受采访时,小黄告诉记者,这份通知也反证出当年中专录取中复读生很多。通知显示:“对限制复读生的报考,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录取新生中复读生的比例越来越大,有的学校竟达百分之五六十。”

一审败诉后考生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此次组织考录中职权正当,程序合法;原告诉称考核政审应当出具政审报告,无政审报告属于程序违法的观点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黄在升中专过程中,冒用他人学籍和姓名参加了考试,并一直沿用至今,确系弄虚作假,思想品质(有)问题,违背了报考公务员诚信承诺书,被告为此不予录用符合有关规定,是正确的。

2009年9月,莱芜中院驳回了黄的诉讼请求。小黄不服,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等待开庭期间,小黄在网上搜集资料,搜到了著名律师周泽的联系方式,周最终答应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昨天上午9时,山东省高院行政庭开庭审理此案。

周泽当庭对小黄之前提交的上诉状进行了修正。

周泽称,一审查明,临沂市公安局已将黄列入拟录用名单,但未通过省厅的审核,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理应告知小黄,变更被告或者追加被告,或者直接通知山东省公安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便直接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遗漏诉讼参与人,程序违法。

周泽称,对省厅的审核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当然应由省厅出庭接受审判,或作为第三人出庭,证明其审核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由临沂市的两个部门越俎代庖。同时,一审法院认为黄“确系弄虚作假,思想品质问题”,对黄作出道德评价,超越法定职权。此外,即便黄未被省厅审核通过是冒用学籍所致,也不属人民警察法等规定的禁止录用的情形,不予录用的行为理应予以纠正。山东省公安厅未通过对黄的审核,进而使临沂两部门不予录用,却不公开理由,且不告知黄,在程序上是错误的。因此,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临沂市人事和公安部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临沂市公安局同时称,黄未被录用完全是因其自身过错所致,责任理应由其自负;冒用学籍虽有学校配合,但主要原因是黄主导的,你想考中专,又不符合条件,必然弄虚作假,老师不可能摁着你的手去考试,说自己没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人的姓名和学历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都假了,还说什什么?

未成年人污点消灭待关注

法庭当庭未作判决。开庭前一天,小黄对记者说,当年教育部门对复读生的规定无法律依据,当年他“被应届”,即使算是“污点”,但那时他才15岁,还未成年,难道自己要为这个所谓“污点”承担终生后果?

“曾经的‘污点’,包括曾经的优点,只能用来说明‘曾经’,不应决定现在和将来。”小黄还认为,政审已过时,不合有关法律精神。

记者和几位济南市民聊起此案,有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谁让你当年有过“污点”?这是自作自受,招录部门没有理由选一个有“污点”的人当警察,完全有理由优中选优。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小黄的说法不无道理,有原谅的前因。庭上,市公安局代理人认为,黄可能当时没意识到学籍问题会导致今天的结果,情况普遍未必就是正确的,弄虚作假终要负责,不管事隔多长时间,这仍然是个问题。他从警的执著,“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规定就是规定”。

周泽律师当庭谈了本案的价值:当年一些人使用他人学籍报考,实际上是地方不合理的招生政策“逼良为娼”,他们仅仅是为了规避不合理的招生规定,争取合法的受教育权;如果因此剥夺这些人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对他们是完全不公平的,而且,也将使这样的群体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因此,此案的正确处理,其示范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庭后周泽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就“未成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构建”已有专门探讨和小范围法律实践,但类似小黄少年时期道德或民事“污点”的消灭,学界尚未深入研讨过,既然涉及一个群体,有必要通过黄案引起学界的关注。

http://henan.sina.com.cn/news/2010-03-04/082016963.html

(转自大河报.作者为大河报首席记者刘忠)

附代理词:

二审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黄廷伟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上诉临沂市公安局、临沂市人事局公务员录用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后,本人认真研究了一审判决和双方的证据材料,向上诉人了解了一审的庭审情况。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本律师的基本代理意见是,一审判决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不合法,且对上诉人所作不予录用的决定违背正当程序原则;二审法院应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一、关于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问题

(一)一审法院理应告知上诉人变更被告或者追加被告,或者直接通知山东省公安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却未告知上诉人变更或追加被告,也未通知山东省公安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便直接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遗漏诉讼参与人。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的公务员招录行为,系由临沂市公安局、山东省公安厅以及临沂市人事局等多个部门共同作出的行为。其中涉及临沂市公安局的拟录用报批、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临沂市人事局的审批三个环节,以及临沂市公安局作出拟录用决定前与人事局共同进行的考试、资格审查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违法,都可能导致上诉人最后不能被录用,损害上诉人合法权利。而临沂市公安局、人事局与山东省公安厅任何一个部门的违法都将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对上诉人不予录用的最终违法,而纠正违法也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任何一个部门缺席都难于纠正对上诉人不予录用这一决定的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山东省公安厅理应与临沂市公安局、人事局一并作为被告参与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表明,临沂市公安局已将上诉人列入拟录用公务员人员名单,并报省公安厅。上诉人黄廷伟未被录用并予公示,是因为上诉人未通过公安厅的审核。因此,本案中不仅需要审查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和人事局的录用和公示行为是否合法,还需要审查临沂市公安局的拟录用报批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接受报批材料后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行为是否合法。
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忽略了山东省公安厅对讼争具体行政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没有意识到招录行为的违法如果发往在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环节,仅对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和人事局的行为进行审理和裁判,将难以从根本上纠正招录行为的违法,以致遗漏了山东省公安厅这个重要当事人。虽然被告是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的,但由于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时候可能只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判定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由哪个机关作出的,哪个机关应该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负责,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难免会出现原告起诉的被告不适格的情形,这就需要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需要进行审查。如果原告起诉的被告错误,法院有责任要求原告进行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就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法院在审理中,理应告知上诉人变更被告或者追加被告,或者直接通知山东省公安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既未告知上诉人变更或追加被告,也未通知山东省公安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是直接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明显存在程序违法。

(二)一审法院对案外人的行为进行审查,违背了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

责任自负是法治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二条关于 “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正反映了责任自负的内涵。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需要对原告所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课以法律责任。
责任自负原则强调的是行为与责任的对应。

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答辩称该局“严格按照招录计划组织实施”,“因原告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公安厅的审核,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我方无法予以录用公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人事局也辩称“因原告曾经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依法不能予以录用和公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各自提交了临沂市公安局向山东省公安厅提交的请示材料和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意见作为证据。

两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都是表明,上诉人未被录用和公示,原因在于上诉人未通过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但上诉人是因为什么未获得山东省公安厅审核通过,由于山东省公安厅在一审中未参与诉讼,对上诉人未获得审核通过的原因和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也未作出公开的说明,故两被上诉人答辩所称上诉人“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公安厅的审核,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以及上诉人因“曾经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完全对山东省公安厅对上诉人审核不通过原因的主观臆断,纯属是无稽之谈。

如果说上诉人未被录用和公示,确实如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或临沂市人事局所辩称,系上诉人“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公安厅的审核,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或上诉人“曾经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那么,对上诉人未被录用和公示是否合法的审查,实际上需要审查的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行为是否合法。而对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当然应该由山东省公安厅出庭接受审判,并举证证明其审核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由两被上诉人越俎代庖。

两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公安厅的审核,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或上诉人“曾经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实际上是在为山东省公安厅对上诉人的审核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这明显有悖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和《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作出审核行为的山东省公安厅缺席情况下,法院径直根据两被上诉人的答辩,对山东省公安厅审核不通过上诉人录用资格的行为及理由进行审查,也显然违背了责任自负的原则。

(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作道德评价,超越法定职权。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第五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完全抛开争议所涉的具体行政行为,径直审理两被上诉人主观臆测断的山东省公安厅对上诉人审核不通过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有“思想品质问题”,进而认定两被上诉人不录用上诉人合法、有理,完全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且也完全背离了行政诉讼应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求。

必须指出,人民法院无权对上诉人的“思想品质问题”作出鉴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思想品质问题”,纯属对上诉人进行道德审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违法的。

 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是不合法的,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理应予以纠正。

在卷证据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表明,在临沂市举行的人民警察(公务员)招录中,上诉人经过报名、目测、笔试、面试,进入政审,并在政审完毕后由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列入拟录用人员名单,连同相关材料报送山东省公安厅审核。上诉人未通过山东省公安厅的审核,两被上诉人遂决定对上诉人不予录用。虽然山东省公安厅未通过对上诉人的审核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山东省公安厅不通过对上诉人的审核,最终导致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违法的。

首先,在实体上,上诉人完全符合录取为人民警察(公务员)的条件,而没有不得录取为公务员的情形,对上诉人不予录用不合法。

也许上诉人未通过山东省公安厅审核致使上诉人不予录用和公示,确实如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或临沂市人事局所辩称,系上诉人“中考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情况,其政审未通过省公安厅的审核,因此不符合录用条件”或上诉人“曾经冒用他人学籍、姓名参加中考,未通过政审,不符合录用条件”。但本律师认为,即使确实如此,山东省公安厅不通过对上诉人的审核也是错误的,违法的,从而两被上诉人在此基础上对上诉人不予录用和公示,也是错误的。

上诉人完全符合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条件,没有公务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情形或“曾被开除公职”情形或“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上诉人也完全符合《人民警察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担任人民警察应当具备的条件,并完全符合《公务员录用规定》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关于录用为人民警察和条件。山东省公安厅不通过对上诉人的审核是毫无道理。

尽管上诉人在初中毕业后复读考中专时将原名“黄廷波”改名“黄廷伟”,并用了与上诉人同村的黄廷伟的学籍参加了考试。但这完全是当时临沂地区的文件违法地不合理限制复读生报考初中中专导致的。1989年,当时的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初中中专招生中坚决限制复读生报考的通知》。该文件并无法律、法规依据,而且限制复读生报考中专侵害了考生的受教育权。

上诉人使用同村的辍学学生黄廷伟的学籍报考中专,完全在受教育权受到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的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时,只有15岁,还是未成年人,根本没有能力完成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这一行为。上诉人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行为,完全是在当时追求升学率的老师和学校主导、帮助下完成的,甚至可以说,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完全是当时的老师和学校的行为。——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人事局作为证据提交的、上诉人复读报名参加中专考试的中学管学籍老师王玉鹏所作《关于黄廷伟同志学籍姓名的证明》反映了上诉人复读报考中专使用他人学籍的情况:“黄廷伟原名黄廷波,因当时考小中专不准往届生考试,黄廷波无权参加考试,学校为了本乡的名誉,便从本乡召集了一部分好学生复读,考小中专时,找了部分学习差并同姓的学生(把学籍)改过来,黄廷波就属于这种情况。”

至于上诉人至今使用“黄廷伟”这一名字,这完全是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正像我们国家原来的总理叫李鹏,其他很多人也取名叫李鹏都属各自的姓名权一样,上诉人将自己的姓名从“黄廷波”改成“黄廷伟”,本身也是其姓名权,并不违法。他人叫黄廷伟,上诉人也有权取名“黄廷伟”,根本谈不上至今“冒用他人姓名”。实际上,上诉人与同村的黄廷伟在身份信息、户籍信息是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只是两人同名而已。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取名及改名本身都是合法行为。

在上诉人在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这一行为上,上诉人无疑是有一定责任的。毕竟在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问题上,上诉人是受益人。但上诉人无论在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问题上负有什么样的责任,都不能成为取消其公务员录用资格的理由。

上诉人应该为此承担什么责任,虽然与本案无关,但仍然有必要指出,上诉人在使用他人上诉人在报考中专的受教育权受到当时临沂市招生委员会不合理规定的限制,被迫由学校安排使用他人学籍报考,本身也是受害者。而上诉人使用他人学籍的行为,没有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且该行为已发生近二十年,早已超过行政或民事追诉时效。如果招录机关仍然以此为由取消上诉人公务员录用资格,无异于对上诉人施以法外惩罚。

虽然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规定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都要求报考者具有良好的品行,但上诉人并不存在品行不良的问题。什么是“品行”?中组部、人事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中明确界定:品行是有关道德的行为,它是个人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具有一贯性的品性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如前所述,上诉人初中毕业后复读报考中专时使用他人学籍的行为,完全是在当时追求升学率的老师和学校主导、帮助下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老师和学校的行为。这既不能反映上诉人当时的个人品行,也不能反映上诉人今天的品行。而且,上诉人在初中毕业后复读报考中专时,使用别人学籍,这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偶然性的行为,不是上诉人连续性和一贯性的作为,不是上诉人一贯性品性的显现。事实是,上诉人在成年以后,在工作中、生活上均能得到大家赞同。其思想品质、工作能力均能够达到“良好品行”的要求。如果仅以当时特定环境下的偶然性的使用别人姓名,而不结合当时临沂的实际情况、上诉人当时还只是未成年人的现实、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事实,就认定上诉人没有良好的品行,显然是错误的。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人事部令第7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务员录用考察内容主要包括报考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考察组应当广泛听取意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并据实写出考察材料。《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暂行规定》规定,考核和政审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工作实绩、缺点和不足、回避的关系以及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旁系血亲的情况等;考核和政审工作应当遵循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组织考核与被考核人意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做到客观、全面、公正。仅以上诉人近20年前在学校和老师主导下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行为而作出对上诉人政审不合格的结论,显然是不客观、不全面、不公正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民报名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事关公民的被选举权,被选举权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可随意剥夺的。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的决定,无疑剥夺了原告的政治权利,是对宪法的违背。

总之,上诉人完全符合录用为人民警察(公务员)的条件,对上诉人不予录用是不合法的。

其次,山东省公安厅不通过对上诉人的审核,进而使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却不公开理由,且不告知上诉人并听取上诉人的辩解,显然不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在程序上是错误的。

程序正当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依法行政的最基本要求。

国务院根据国发2004(10)号文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权责一致。根据“程序正当”的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

从正当程序原则出发,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理予告知理由,听取上诉人的辩解,并告知上诉人不服不予录用的决定如何寻求救济。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予录用却不公开理由,不听取上诉人辩解,不告知上诉人诉权,使上诉人的知情权被无情、违法剥夺,救济权更是无从谈起。

再次,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对上诉人的拟录用报批程序有违法之嫌。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拟录用的人民警察,由用人单位填写《国家公务员(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按以下程序报批:(一)……(三)副省级市、市(地、州、盟)公安局(处)录用人民警察,经公安厅(局)审核同意后,报副省级市、市(地)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批;(四)县(市、旗)公安局录用人民警察,由市(地、州、盟)公安局(处)审核,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复核,报市(地)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根据《关于2007年统一招考人民警察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办发[2007]62号)第四、第五项之规定,经考核政审合格的,由市公安局报省公安厅审核;如经考试政审、体检均合格,则不再对其他进入考核政审、体检范围的人员进行考核政审和体检。
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曾一再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公务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这一重要证据,但该被上诉人拒不提供。从临沂市公安局诉讼中未提供《公务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的事实来看,该被上诉人要么是隐匿了该录用审批表,要么是根本就没有填写《公务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没有按照程序对上诉人报批。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临沂市公安局没有提供《公务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应认定该被上诉人没有填写《公务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审批表》按照程序对上诉人报批,属程序违法。

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实体判决错误。争讼具体行政行为实体违法,且有悖正当程序。建议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将本案发回重审。

最后,本律师还想谈谈本案的价值,以及山东司法机关对此案的正确、妥善处理将产生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审有关证据材料反映,在过去的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一些地区教育部门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引出了初中毕业复读生改名、使用他人学籍以应届毕业生名义报考中专学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涉及的人不只是本案中的上诉人一个,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当时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关于在初中中专招生中坚决限制复读生报考的通知》所反映,该地区初中中专招生工作中“对限制复读生的报考,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录取新生中复读生的比例越来越大,有的学校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只存在于临沂,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

本案反映出来的上诉人复读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问题,与近年来不时曝光的冒名顶替上学的案件不同。这些使用他人学籍、以应届毕业生名义报考学校的人,使用他人学籍报考学校,不是为了冒用他人身份,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机会,仅仅是为了规避不合理的招生规定,争取合法的受教育权;他们使用他人学籍报考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是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而且对招生部门有欺骗性,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本身也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实际利益。这些人使用他人学籍报考学校时年龄往往较小,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行为,是在学校和老师主导、帮助完成的,甚至就是老师和学校一手操作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多年,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们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报考公务员,无疑有益于进一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像本案上诉人这样,在上了中专后,怀着做警察的理想,坚持自学法律,取得了自学考试法律专业大专和本科文凭,期间连续多次报考人民警察公务员,希望献身公安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这些人,当年使用他人学籍报考,实际上是地方不合理的招生政策逼良为娼。如果因此剥夺这些人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对他们是完全不公平的,而且,这也将使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甚至会人人自危,随时担心当年用他人学籍考试的问题再被作为限制自己晋升的理由,甚至作为剥夺其既有成绩的理由,最终影响他们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本案的正确处理,其示范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对本案所涉因不合理的招生规定而导致的、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这样的历史问题,如何处理,无疑是对政府部门行政水平、行政能力的一个检阅。而法院对因这样的历史问题引起的诉讼如何处理,考验的不仅是我们法院的司法水平,更是我们法官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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