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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有人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

3月10日下午四五点钟,在北京找人大代表帮助提议案解决错案问题的刘宁丽打来电话,说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公安分局花园路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接到刘宁丽的电话不久,与其一同到北京寻求人大代表帮助解决问题的杨子(真名叫什么忘了)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被从北太平庄的远望楼宾馆人民代表驻地带到了花园路派出所,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民警说清楚情况,看看情况再说。

刘宁丽试图通过人大代表提议案帮助解决的是一起上海有关司法机关参与掠夺公民法人合法财产的恶性案件。这起司法腐败案件涉及了上海市的检察机关及从上海静安区法院到最高法院四级法院的一些法官。为这起案件,全国人大代表从八届五次会议至今的十余年中连年提议案,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这次刘宁丽到北京找人大代表,不过是在重复其多年来所做的工作。

我跟刘宁丽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当年做记者时报道过她的案件,激于义愤,便对她的案件一直关注了下来,并在十多年来一直在做义工帮助她维权。十多年中,我的身份从记者变成了大学老师,又变成了执业律师。在去年的两会期间,我还陪着刘宁丽与两位关心刘宁丽案件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去最高人民法院,交涉她的案件。此前两天,我也像之前的多年中所做的那样,帮助刘宁丽完成了拟通过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议案文稿。被带到派出所之前,她正在代表驻地的传达室联络事先联系好的代表。看来,这次议案提不成了。

虽然有了解刘宁丽案件的专家曾直言过,刘宁丽的案件没有可能得到解决,她的最终归宿要么是杀人要么是自杀,但在多年的维权中,刘宁丽却一直保持理性。对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我相信不会受到民警的为难。

放下杨子的电话不久。刘宁丽的丈夫又从上海给我打电话,说刘宁丽被派出所带走的事,似乎事态很严重。于是,我给刘宁丽打电话,向其了解被带到派出所的情况。电话通了,她说还在派出所,不让走,不给理由。我决定去派出所看看。

七点钟左右,我到了花园路派出所,见到刘宁丽与杨子及随行的小沈,都在派出所值班室。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听说是张家口市桥西区信访局的。后来才知道是派出所通知来领杨子的,属截访人员。杨子是张家口人,是刘宁丽承包经营的企业委派与刘宁丽一起维权的。

见我到来,刘宁丽很高兴,像见到了救星一样。随后,我问哪位警官负责处理刘宁丽的问题,人家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把人带来派出所干什么。值班室内的几位民警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对他们说话的人,看着我,很凶的样子。刘宁丽向我指示负责处理她的问题的民警,我问该民警刘宁丽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限制其自由。该民警说没人限制其自由,问我是谁。刘宁丽说我是她的律师。民警查看了我的律师证。我说让刘宁丽走,没有什么问题,呆在这里干什么。这时,屋里进来几个人,说是上海的信访工作人员,民警让刘宁丽跟他们去谈。刘宁丽不愿意,说自己与上海无关,是受张家口听企业委托维权的。我表示刘宁丽不是来上访,没必要跟他们谈,也没有理由跟他们走,让其跟我走。上海信访的工作人员没有阻拦。我把刘宁丽领出了派出所,然后把其送到了其亲戚家。

出了派出所后,刘宁丽一个劲地说:“小周老师,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要是你晚来一步,上海的截访人员先到,肯定就把我强行带走了,以后可能是否能够活得出来就不好说了。”

我认为刘宁丽言重了,怎么就至于到要人命的地步?刘宁丽说我不知道社会之黑,她当初被弄进去关了十六个月,差点没活着出来。

附一:刘宁丽案有关情况的链接

http://zhouze.blog.sohu.com/114133934.html

http://zhouze.blog.sohu.com/110381569.html

附二:我在担任大学老师期间就刘宁丽案向有关部门写的举报材料

重大司法腐败举报

尊敬的中纪委领导:

我叫周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原法制日报记者),南风窗评选的2006“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现向您反映一起罕见的严重司法腐败案件。

这是一起上海有关司法机关参与掠夺公民法人合法财产的恶性案件。这起司法腐败案件涉及了上海市的检察机关及从上海静安区法院到最高法院四级法院的一些法官。为这起案件,全国人大代表从八届五次会议至今的十余年中连年提议案,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2007年5月14日, 最高检为了落实当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约见含冤负重十多年的当事人刘宁丽。作为曾经以记者身份报道过本案,并在多年来一直帮助当事人维权的公民维权自愿者,本人以义工身份陪同刘宁丽到最高检察院去汇报案情。约谈刘宁丽的检察官阚林先生明确说,这个案件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有问题,最高检已经指令上海检察院抗诉过一次了,最高法院也再审过了,现在再启动抗诉程序已经不太可能。本案的根子在于司法腐败,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只有先查处司法腐败,才能有突破。如果中纪委立案调查该案所涉的司法腐败,他们最高检将全力配合。看来,这起冤案的平反和正义的伸张,只有从查处司法腐败入手才有希望了。

为了维护社会正义,本人谨以公民身份并代表含冤的当事人向领导反映这起司法腐败案件。具体情况见本人撰写并已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如下文章——

惊天冤案难纠正  司法腐败是根源

了                 周  泽

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工商登记行政案件,在法院判决撤销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的企业变更登记行为后,工商部门不服;被撤销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也不服,并一再申诉、上访。法学专家认为法院判决错误;对工商登记条例有解释权的国家工商局的批复表明法院判决错误;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要求纠正错判;最高检察院也认为法院判决错误,并指令下级检察院进行过抗诉。然而,被各方普遍认为属于错判的判决,却被各级法院一再维持。

一起案情并不复杂、适用法律也不应存在困难的行政案件,竟然十来年难以息诉!一起谈不上重大的案件,却通了天,一直从基层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反反复复,司法资源消耗令人触目惊心!司法公正备受质疑,司法权威丧失贻尽!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是法院司法不公,还是当事人、人大代表无理取闹?是法院判决错误,还是法学专家认识错误、国家工商局批复无效、检察机关抗诉无理?

执法为民如何体现?司法公正如何评价?如何防止独立审判走向司法专横?等等问题,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独资企业“变”成“联营”

司法帮凶“谋财害命”

1991年底,河北张家口市工业供销总公司(下称张家口公司)与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下称东联公司)联营组建的“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供销经理部”(下称联营企业)在经营三年后,因连年亏损,决定终止联营。联营企业第七、第八次董事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决定:张家口公司与东联公司于1991年12月31日结束联营;联营结束后,债权债务的清理和一切未尽事宜的处理仍由原联营体经理陈博元负责;东联公司支持张家口市在沪开设窗口的要求,在申请变更营业执照,更换企业名称等手续中给予协助;在新的营业执照未办理之前,东联公司同意张家口公司在1992年第一季度内继续延用原联营体公章印鉴,一切责任由张家口公司负责,与东联公司无关。第八次董事会纪要还特别明确,“本次董事会纪要具有解除双方联营的性质”。1992年1月10日,东联公司致函张家口公司,表示“双方联营投资资金债权债务清算完毕”,要求复函确认。1月30日,张家口公司复函予以确认。1992年3月,张家口公司任命刘宁丽担任独资经营的供销经理部的法定代表人,由其承包经营。1992年4月28日,上海市静安区工商局根据刘宁丽提供的原联营企业的董事会纪要等文件,批准已由张家口公司独资经营的供销经理部变更为“上海东联金属材料供销经理部”(下称金属材料经理部,后又变更为“上海东联金属材料公司”,简称金属材料公司),并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为示与金属材料经理部无涉,东联公司还于1992年11月致函市内有关单位,表示金属材料经理部非该公司所属。

然而,就在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公司业务臻臻日上之时,1993年7月,东联公司和原联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陈博元却以原联营企业的名义,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称工商局在未经原联营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和投资方东联公司批准的情况下,对“联营企业”(事实上联营企业早已不存在,故加引号。下同)进行变更登记,违反了法定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工商局的变更登记。1994年4月,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工商局的变更登记行为。被告工商局及被法院判决撤销登记的第三人金属材料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尽管国家工商局对上海市工商局关于联营体的董事会决议能否作为企业登记注册所应提交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文件”的请示所作答复——“企业登记注册所提交的文件形式和内容应当统一”,“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审查文件实质内容”,“如文件内容不违法,符合章程规定,企业要求变更的意思表示清楚,并经有关主管部门盖章,可以认定为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已清楚地表明,金属材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合法,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工商部门对以联营体名称独资经营的供销经理部的工商变更登记,在适用法律上是错误的。但二审法院仍然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工商局及金属材料公司的上诉。之后,工商局及金属材料公司提出申诉,同样被驳回。

法院行政判决将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公司又变成了“联营”,使早已退出联营的东联公司和原联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陈博元借“尸”还“魂”,成为“联营企业”(实为张家口公司独资经营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法定代表人”;而张家口公司及其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宁丽则失去了对金属材料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在对工商局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东联公司和陈博元还于1993年10月11日以张家口公司和金属材料公司(即原金属材料经理部)为被告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张家口公司未经原告东联公司同意,单方面向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并将变更后的企业(即金属材料公司)发包给刘宁丽个人经营,占用联营企业全部经营所得人民币1000万元,并申请法院进行诉讼财产保全,将金属材料公司价值1000万元的财产予以查封;其后,东联公司方面又以金属材料公司向与其有关联的两家公司转移资金为由,将这两家公司追加为被告,并同样通过法院对其财产予以查封。法院对金属材料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采取诉讼财产保全后,并未对查封财产进行妥善保全,而是“先予执行”给了东联公司和陈博元。

东联公司及陈博元似乎意不在诉讼,在实际占有金属材料公司财产和“合法”地夺取金属材料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后,竟然撤回了对张口公司和金属材料公司的起诉。原告撤诉后,法院本应解除诉讼保全,将查封的财产返还被告金属材料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然而,法院却至今未解除诉讼保全,被查封的财产也任由东联公司和陈博元占有。除此之外,陈博元还利用法院判出来的“联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联营企业”企业的名义,提起了一系列的民事诉讼,四处主张金属材料公司的债权,并且在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中,都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后来,经金属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宁丽一再上访、申诉,法院虽然以这一系列民事判决违反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为由将之撤销,但因法院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的行政判决已将金属材料公司“消灭”,作为金属材料公司承包经营者的刘宁丽根本无从主张权利。

另外,东联公司及陈博元还向检察机关“举报”刘宁丽“挪用公款”,使刘宁丽在行政案件二审开庭的前一日,即1994年6月14日,被上海静安区检察院抓了起来,致其连行政案件二审诉讼活动都未能参与……经张家口方面及正义人士多方营救,刘宁丽在被羁押16个月之后,终于被放了出来。但在刘宁丽被放出来时,检察机关并没有任何说法,而是在三个月后,以单位“偷税”的“犯罪事实”,对其作了“免予起诉”处理。但对“偷税”的“事实”,税务机关却并不认可。

据刘宁丽称,她被放出来后,曾经找到原上海市高级法院行政庭某领导干部的一位做律师的亲属代理行政案件的申诉;该律师接案时大包大揽,但不知何故,后来却告诉刘宁丽,他不能给她代理;刘让其把代理费给退回来,这位律师竟然说:“给你退钱,你是不是还想进去蹲上十个月八个月。”

法院错判维持到底
全面监督无可奈何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宁丽被检察机关放出来后,即走上了上访、申诉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多年。

在行政案件再审申请被上海高院驳回后,刘宁丽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并寻求人大代表支持,反映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个别坏人操纵下违法查封,抢走金属材料公司资产的问题。

1997年3月,第八、第九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主席毕又澄领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次会议提出议案,要求纠正上海法院的行政错判,维护金属材料公司的合法权益。之后,全国人大代表连年为此案提议案,要求司法机关纠正错判,维护司法公正,维护金属材料公司的合法权益。

在人大代表的关注下,有关法院撤销了由行政判决引起的一系列违反“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的民事错误判决,但对行政判决却拒绝改判。

对人大代表连年提出的议案,法院方面每每总是由最高法院函请上海高院查处并报结果,然后再以上海高院汇报的结果敷衍人大代表。最高检察院曾对全国人大交办的代表议案进行认真研究,并认定代表议案反映的案件确属错判,进而指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就该案提起抗诉。结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交办意见,就上述行政判决提起的抗诉,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为了索回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进行诉讼保全、原告撤诉后尚未解除保全以返还被告金属材料公司的财物和帐册,刘宁丽曾多次找法院交涉。然而,法院却这样答复她:查封的财产,都让陈博元拿走了,你去告陈博元;在她办公室被查封后,检察院的人和陈博元等很多人都进去过,账册、单据等资料不知是谁拿走了。1999年5月,刘宁丽正式向上海一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一中院表示,该案已于1994年12月8日以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而结案,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才开始实施,申请人要求对原上海市中院1995年1月1日前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作出违法的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因而不予受理。刘宁丽称,法院抢在国家赔偿法生效之前以原告撤诉为由对“莫须有”的民事案件作结案处理,就是为了规避国家赔偿法;但法院忽略了,其今天仍未将解除诉讼保全的裁定送达当事人,法院的违法行为仍在继续,应该适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违法确认和国家赔偿。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议案的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毕又澄于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约见法制日报记者,希望法制日报进行舆论监督。2000年8月,法制日报通过内参的形式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之后,记者又邀请我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朱维究、马怀德三位教授,对上述行政案件所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证。专家也认为法院的行政判决属于错判。据此,法制日报于2001年1月20日以《司法公正到底有没有个标准》为题,公开进行了报道。200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告知毕又澄等全国人大代表,该院决定对此案调卷审查。经过近一年的“审查”,2002年1月21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本案由该院提审。

据了解,在法制日报对该案予以报道后不久,最高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在回访多年领衔提议案要求法院纠正错判的全国人大代表毕又澄时,曾经表示,这些年来委屈刘宁丽了,此案很快就会改判。然而,这起依法本应在三个月之内审结的案件,最高法院的再审却拖了近两年,直到2003年12月才作出判决!而根据法律的规定,这起因最高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才予提审的案件,最终的结果竟然又是维持原判!

质疑最高法院判决
人大代表再提议案
对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全国人大代仍然不满意。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之前曾参与签署毕又澄领衔提出的议案,并在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对此案领衔提出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工业大学教授何文杰,根据长期关注此案的朱维究、李宗兴、黄来纪等法学专家提供的咨询意见,再次领衔提出议案,要求全国人大就此案质询最高法院人民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就此案向最高法院抗诉,并要求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监察部调查处理此案中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在之后的2005、2006、2007连续三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何文杰代表均领衔提出了相应议案。但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中,全国人大代表对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提出了质疑:

——法院判决撤销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变更登记,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理。

在联营结束而张家口公司利用原联营体名称经营期间,原联营体名称下的以刘宁丽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的主管部门只有张家口公司,刘宁丽向工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时提供的《关于变更企业法人登记的报告》、刘宁丽的法定代表人任职书、刘宁丽签署的《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联营体董事会纪要等材料,已足以证明其需要变更登记的具体事项,完全符合变更登记条件。工商局在做变更登记时,完全没有必要要求申请人提供已经退出联营而不再是联营体名称下的企业主管部门东联公司(也即工贸联合公司)批准同意变更登记的文件,作为“主管部门同意变更登记”的文件。同理,在《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主管部门意见一栏内亦无必要由东联公司签署意见及印鉴。陈博元是经原联营体董事会任命的,自然只有联营体存在其才为法定代表人,联营体解散,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也自然解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静安区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变更登记并不存在违背企业变更登记法定条件的情形,相反,工商局的行为完全符合《条例》关于“建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确认企业法人资格,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取缔非法经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对此,国家工商局的批复亦已予以肯定。静安区法院认定被告工商局在办理变更登记行为时,“既未取得供销经理部的上级主管部门之一的工贸联合公司批准同意变更登记的文件,在《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主管部门意见一栏内亦无工贸联合公司签署意见及印鉴,亦未取得工贸联合公司对原法定代表人陈博元免职文件的情况下,仅根据联营一方供销总公司同意申请变更登记的文件即作同意变更行为,显属违反了企业变更登记的法定要件”,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理,是错误的。有关法院判决维持静安区法院的判决,也同样是错误的。

——最高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上存在的越权、违法和擅断问题。

首先,《工商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没有规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的法定形式要件是什么,也没有规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应当体现在变更登记申请书的“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中,最高法院认定董事会纪要不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的法定形式要件,“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没有体现在变更登记申请书的“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中,完全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主观擅断。要求“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体现在变更登记申请书的“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中,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可能是一件很滑稽、很荒诞的事,比如,作为原联营一方的东联公司是中央21个部委组建的联营公司,其变更是不是就要在上级主管栏中盖21个图章?这显然不符合文书的处理常规。另外,法院强调免除陈博元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需要“正式文件”,董事会纪要不能视为“原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也同样缺乏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已经认定,“联营协议终止,联营一方继续经营原联营企业的,继续经营的一方可以申请变更登记”,可是,如果按照法院的上述逻辑,退出联营的一方如果不予配合,继续经营一方如何申请变更登记呢?!

其次,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并有权规定各部、委的职责;国务院各部、委有权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规章,而国务院发布的《条例》已明确将《条例》的解释权和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力授予了国家工商局;国家工商局关于企业登记问题所做的批复,属于其对《条例》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国家工商局对自己所做批复是否符合自己有权进行解释的《条例》和自己制定的《实施细则》,具有无可质疑的决断力。最高法院认定国家工商局对《条例》的解释(即批复)不符合由该局负责解释的《条例》以及本身就是该局制定的《实施细则》,不仅是对国家工商局批复本身效力的否定,也是对《实施细则》的效力和国家工商局的《条例》解释权的否定。这已经超越了法院的职权,存在违宪之嫌,而且不合常理。

再者,工商局办理企业法人登记和变更登记,是依申请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是申请人。工商局如果核准相对人的申请,根本不用告知诉权,不予核准告知诉权也只是告知申请人,而不用告知申请人之外的其他人。法院的判决书中以工商部门办理变更企业法人登记的行政行为没有告知东联公司及陈博元诉权为由,认定其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背了行政规律。

——法院判决撤销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企业变更登记,不仅有违法理,而且导致了严重的讼乱,引起了企业之间法律关系的错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诉请法院进行裁决的争议解决方式。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支持,意味着行政行为确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供销经理部”和上海东联工贸联合公司诉静安区工商局企业变更登记违法一案中,在联营实际已经结束并已清算完毕的情况下,工商局根据刘宁丽提供的原联营企业董事会决议等材料对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经理部所做的工商变更登记,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损害早日不存在的原联营企业及早已撤出联营的原联营一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利益。相反,在东联公司已撤出联营的情况下,工商变更登记倒有利于保护其利益——使其避免在金属材料公司发生债权债务纠纷中受到牵连。因此,在该行政案件中,法院支持东联公司和陈博元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金属材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在法理上存在明显的错误。事实上,法院在后来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驳回东联公司和陈博元主张金属材料公司债权的有关民事判决,也肯定工商变更登记并未侵犯东联公司和陈博元的合法权益。

在陈博元通过行政诉讼获得“联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后,用“联营企业”的名义提起的一系列主张金属材料公司债权的民事诉讼,几乎每一起案件都经历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因为行政判决的存在,法院在这些案件中几乎都支持了以陈博元为“法定代表人”的“联营企业”的诉讼请求。而由于法院对以陈博元为“法定代表人”的“联营企业”诉讼请求的支持本身违背了“谁投资谁受益”这一常识性原则,这些案件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再审,最终这一系列民事判决又一一被撤销,以陈博元为“法定代表人”的“联营企业”的诉讼请求被统统法院驳回。如此讼乱,完全是法院的行政判决造成的恶果!

法院撤销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行政判决,意味着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公司的主体资格被撤销,“联营企业”主体资格恢复。如果行政判决是正确的,“联营企业”当然有权处理金属材料公司的债权债务,法院根据该行政判决所做的民事判决就不应该撤销;如果说法院撤销其根据行政判决所作的民事判决是正确的,其行政判决就应该予以撤销。在行政判决未撤销的情况下,法院撤销其根据该行政判决所作的民事判决,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在行政判决中,法院否定了张家口公司作为供销经理部“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文件的效力,否定了张家口公司作为独资经营的供销经理部(即后来的金属材料公司)“主管部门”的地位,而在民事判决中却认定供销经理部被撤销后,其债权债务应由其“主管部门”张家口公司负责处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的应有之义是投资者有经营管理权,法院撤销金属材料公司的变更登记,实际上是否定了投资者对企业的管理权。尽管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最终都驳回了陈博元主张金属材料公司债权的诉讼请求,认定在金属材料公司被撤销后其债权债务由张家口公司处理,但因为法院先前的民事判决对陈博元诉讼请求的支持,金属材料公司的很多债权实际上已经被陈博元“合法”地获取而不复存在了,金属材料公司的债权已完全沦为法院制造的空中楼阁。再者,张家口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同为法人,各自在财产上应该是独立的,由张家口公司去处理金属材料公司的债权债务,也纯粹是在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之间裹乱!在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变更登记并未侵害原告东联公司和陈博元权利的情况下,法院通过行政判决将其撤销,使原本属于金属材料公司的一切权利都归于以陈博元为“法定代表人”的“联营体”,而在民事诉讼中最终又认定通过行政诉讼将金属材料公司恢复成“联营体”的东联公司和“联营体”的“法定代表人”陈博元无权主张原金属材料公司的债权,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法院的行政判决是为了什么?法院撤销工商局对金属材料公司的企业变更登记,使本是独立法人、完全可以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的金属材料公司不能自行主张权利,偏偏要在东联公司和陈博元提起的、在法律关系上与张家口公司根本无关的民事诉讼中,扯进张家口公司这样一个案外主体,认定独资经营的金属材料公司在被撤销后,其债权应由其主管部门张家口公司处理,这岂不是无事生非?!

公正标准自在人心
司法专横令人忧虑
一个独资经营的企业,被法院的一纸行政判决变成了“联营”,使没有投资、与企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成了企业的“主管部门”和“法定代表人”,并得以“合法”地肆意处分他人投资经营的企业的资产;而真正的企业投资人、管理者和经营者却无法对自己投资、经营的企业行使经营管理权,债权无法主张,债务不能履行,财产被人掠夺而难以维护,一度经营红火的企业就这样被法院彻底毁灭!

一个任何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出其荒唐和谬误的、莫明其妙的判决,对工商登记法规具有解释权的国家工商局的批复也已充分表明属于错判,败诉的工商登记机关不服并一再申诉;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行政判决实际受害者的独资企业更是不服,申诉、上访长达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为此连续多次提出议案,要求法院纠正错误判决;最高检察院也已指令下级检察院进行过抗诉;专家学者指出过错误,媒体也曝过光。然而,上海市有关法院就是拒绝纠正错判,对违法查封给当事人造成的巨额损失,也不予进行违法确认,作出国家赔偿;最高法院认定原判“确有错误”而予提审,再审中却一拖再拖,最终仍然维持原判。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据刘宁丽称,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曾经向她表示,他们也很同情她,但希望她理解,他们也有难处。那么,最高法院究竟有什么难处呢?

据了解,最高院调卷审查后,张家口公司曾向最高法院提出回避申请,要求该院副院长李国光(现已卸任)回避该案,因为从1993年该行政案件发生,直至1998年,此案一审、二审、申诉以及再审几个阶段,持续六七的时间里,李一直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并主管行政审判工作。然而,了解此案的一些人士却认为,此案的难处并不在于李国光同志担任过上海高院的副院长。在上海这样一个法官专业水平并不低的地方,一个是非清楚的行政案件,判决硬是指鹿为马,生生将金属材料公司财产及其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权予以剥夺,有很多问题那些参与办案的法官是说不清楚的,特别是法院查封的当事人上千万财产的去向。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等诸多环节,明显的错案得以一次次维持,绝不会是法官们的认识水平问题。是否有法官参与了对金属材料公司财产的掠夺,是否有人在搞司法腐败,还不好说,但错案一但纠正,这些问题势必需要搞清楚。这恐怕才是法院在此案中的难处。

据了解,最高法院下达再审判决之前的2003年11月25日,江必新副院长曾带领10多位法官到张家口,会见参与签署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张家口公司有关负责人,通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上述行政、经济案件的讨论情况和结论:一是要维持行政案件的判决;二是违法查封给金属材料公司造成的损失可由上海法院进行补偿,让张家口公司提出补偿数额,并提供相应证据。

然而,在最高法院再审判决下达后的2004年2月中旬,已被法院判决撤销的金属材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宁丽,以张家口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前往最高法院谈“补偿”问题(多年来一直关注此案的原本报记者周泽作为义工,也以代理人身份随刘前往最高法院陈情),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承认金属材料公司的账册、单据等资料已经在上海有关法院的违法查封中被毁损和消灭的情况下,对刘宁丽提出的损害赔偿数额,仍然片面地要求其提供证据,并宣称不能作无证赔偿。对刘宁丽所能提供的反映法院查封金属材料公司财产数额的法院的裁定书,最高法院的法官也认为那只是法院决定查封的财产数额,实际查封的数额是多少,还需要刘宁丽提供具体证据予以证明。——这对刘宁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宁丽称,她曾向法院提供证据线索,要求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但法院不同意。

刘宁丽认为,最高法院维持错误的行政判决,使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一方面又表示愿意给予补偿,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想通过所谓的“补偿”来引诱已濒临破产的张家口公司,试图让她和张家口公司先打起来;法院允诺的“补偿”,只是一个画饼,一个诱饵,是骗人的;他们是想将法院的过错作为一个皮球踢给受害人!

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作为曾经报道过刘宁丽案的法制日报记者,本人与关心此案的朱维究、李宗兴等法学专家陪同刘宁丽与全国人大代表见面时,参与听取江必新一行到张家口通报情况的全国人大代表何文杰称,最高法院有关人士在张家口表达的意思似乎是,行政案件改不改关系都不大,主要是赔偿问题;当时大家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但听了专家们的分析,发现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了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证据材料,发现最高法院向人大代表介绍的情况,存在对人大代表的欺骗和误导。正是基于此,何文杰代表又在之后的三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领衔提出了要求法院纠正错案、要求检察机关依法抗诉以纠正最高法院错误判决并查处法院司法腐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督促最高法院纠正错误判决等等主题的提案。

2007年5月14日,本人以义工身份陪同刘宁丽到最高检察院去汇报案情.最高检是为了落实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约见刘宁丽的.见面时,检察官阚林先生说,这个案件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有问题,最高检已经指令上海检察院抗诉过一次了,现在再启动抗诉程序已经不太可能。本案的根子在于司法腐败,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只有先查处司法腐败,才能有突破.如果中纪委立案调查该案所涉的司法腐败,他们将全力配合.

根据阚林检察官的建议,我又陪同刘宁丽到了中纪委的信访接待室,还通过了点关系才见到一位接待人员.该接待人员却说这是司法问题,不归中纪委管,他们不能干预司法……

一个从基层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反反复复十几年的案件,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

一个案件的判决被各方普遍质疑,而法院却一再维持,这不仅给人们留下了司法腐败的想象空间,也引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司法公正到底有没有个标准?司法公正标准是在人们的心理还是在法官的手里?法院的独立审判是否会走向司法专横?如何防止司法从独立审判走向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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