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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记者探访“花梨帮”涉黑案

《中国财富》记者探访“花梨帮”涉黑案    
“黑老大”黎庆洪的“黑”与“红”
 
日前,中国财富网发表了《中国财富》杂志记者李国生、宋馥李对著名赛车手、贵州省政协委员、贵阳市人大代表、全国青年创业奖得主黎庆洪涉黑案的调查性报道。透过记者的报道,我们看到了与贵阳市司法机关所认定的“花梨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黑老大”截然不同的黎庆洪。
下面是《中国财富》记者报道的内容——
 
“花梨黑帮”迷雾【上篇】
□ 本刊记者│李国生 宋馥李
“下雨如过冬。”这是贵州省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谚。
2010年6月6日,贵阳市的天空阴云密布,时而下一点小雨。气象台报告的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中华北路商业银行大厦一层大厅的铭牌上,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位置已经被别的公司占据。
就在两个月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以腾龙宏升公司法人代表黎庆洪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花梨帮”16名成员3年半到19年不等的刑期。因黎庆洪原是贵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贵阳市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委员,同时又是国内知名赛车手,此案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5月10日,两份针对黎庆洪涉黑案但记述事实和立场完全不同的报纸,在贵阳街头同时发售。其中,《读者报·影响力周刊》以《贵阳黑打“花梨帮”》、《揭开黑幕看黑帮》为题的报道对该案提出广泛质疑;而《贵阳晚报》则以《“光环”下的罪恶——对黎庆洪及开阳“花梨黑帮案”的探访》为题,将黎庆洪描述为一个巧取豪夺、危害一方的黑老大。
黎庆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花梨帮”和黎庆洪到底是什么关系?“贵阳黑打‘花梨帮’”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财富》记者在贵州进行了半个月的明察暗访,试图还原该案的部分真相。
黑马”成了“黑老大”
黎庆洪,今年36岁,贵州省开阳县人,案发前任贵阳市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委员,是贵阳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四届“中国青年创业奖”获得者。
黎庆洪起初仅仅是一个货车司机。就在跑车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朋友。1999年,他与一群司机朋友歃血结拜,成立了后来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心会”。
2002年,黎庆洪的父亲黎崇刚以68万元买下开阳县花梨乡马口磷矿,父子俩一块经营。两年后,黎庆洪在征得父亲同意后,以2000余万元卖掉了马口磷矿52%的股权,并于次年在贵阳注册成立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之后,黎庆洪投资参股数家煤矿、磷矿,“有钱”的名声越来越大。
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2005年,国内顶尖赛车手徐浪把黎庆洪领进了赛车圈。2006年8月,黎庆洪首次参加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在六盘水站,他驾驶四驱三菱车获N组国内车手季军。作为业余车手,黎庆洪一战成名,在汽车拉力界引起轩然大波,被誉为贵州“黑马”。
之后,黎庆洪协助开阳县政府,争取中汽联同意在贵州开阳举办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分站赛,并获成功。就在2007年8月举行的汽车拉力赛开阳颁奖晚会上,黎庆洪捐助30万元,用于当年高考录取的贫困大学生,每人3000元,资助100人。
2008年9月6日,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RC)漠河站首日比赛结束,黎庆洪当天跑得非常好,全场第四,国内第二。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黎庆洪绝对速度不慢,就是稳定性差点,希望他能拿到好的成绩,也希望他们的车队能拿到好成绩。
然而,几天之后的9月10日,黎庆洪被贵阳市公安机关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逮捕。2010年3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赌博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采矿罪等五项罪名判处黎庆洪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价值数百万元的三辆高级轿车作为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贵州当地的一位媒体记者告诉《中国财富》记者,黎庆洪涉黑案开庭审理是2月下旬,包括黎庆洪父亲黎崇刚(未被列入“花梨帮”成员)在内共17名被告人,法庭只用了两天就审理完毕,只有一名被害人出庭。法庭宣判结束时,黎庆洪当庭表示要上诉,说着说着,突然挣脱法警向法官席的木质台阶撞去,当场晕倒,法庭内顿时一片混乱。但由于法院打了招呼,这一情节当时在各家媒体报道中均未出现。
花梨街事件: “被害人”行凶伤人在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条件,而花梨街事件和织金事件被公认是“花梨帮”有组织违法犯罪的力证。
法院判决书认定:2007年3月7日,黎崇刚在开阳县花梨乡花梨街上因停车挡住了通行车道,与途经此处的袁勇、陈忠发、喻军发生争执,进而发生打斗。黎庆洪获知此事后,立即电话通知何菊建组织李相建等“花梨帮”成员赶往现场帮忙。袁勇、喻军、陈忠发等人看见围追的人多,害怕被打而躲进花梨乡派出所的警车,何菊建等人不顾派出所民警的制止,试图冲上警车对喻军等人进行殴打,喻军、陈忠发惊慌之下驾驶警车逃离,袁勇择路逃避追打,被告人黎庆洪立即安排帮会成员在各道路围追堵截。当喻军、陈忠发驾驶的车辆被瓮安县中坪派出所民警拦下后,黎庆洪等人不顾民警制止,强行将喻军、陈忠发拉下警车进行殴打,直至民警鸣枪示警,黎庆洪等人才停手。
2010年6月4日,本刊记者来到花梨街,发现这是花梨村唯一的一条主街道,街道不宽,正好容两车交会。街上隔一截就悬挂着“平安花梨全民全建,花梨平安全民共享”的横幅。
黄启刚的家离事发现场只有几米远,对面就是农贸市场。回忆起三年前发生的事情,黄启刚还记忆犹新:“当时是我用手机报的警。那天斜对面刘永华家办喜事,街道那边摆了一长溜饭桌,这边还有乐队吹奏。中午时分,我在家门口坐着,突然看到三个年轻人打黎崇刚,黎崇刚已经五十多岁,买的菜掉了一地。他们拳打脚踢,黎穿的白衬衣上都是泥土,他退到我家门口,他们还在追着打。我就高喊‘打架了’,吃酒的许多人围过来。这时,打人的一个男子就返回他们坐的车上拿来两把匕首,我一看就赶紧报警。刚报完警,就看到两个人已经被捅伤了。他们伤了人就往南跑,人们就追。”
陈勇就是事发那天被三名行凶者捅伤的人之一。那天他到刘永华家上完礼正准备吃饭,听说有人打架就上前观看,发现黎崇刚坐在地上,头上、身上到处是土,他刚问了一句“是谁打的”,一个男子就拿灭火器向他头上打来,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另一男子拿刀就捅向他胸部。“那人疯了似的,捅了我接着就捅我旁边站着的另一个人,之后他们三个就跑。我开始没感觉疼,还追了几十米,之后就追不动了,血流了出来。我疼得蹲到地上,是邻居把我送到乡卫生院的。后来在县医院住了两天。”
另一名受伤者黎玉成是花梨乡建中村村委会主任。他向《中国财富》记者证实,当时他与本村潘姓村民、何菊建一起开车去贵阳路过花梨街,堵车后他先下车往前走,看见浑身是土的黎崇刚和三个年轻人僵持着,而对方手里分别拿着灭火器、铁棍、匕首。一句话不合,那三个人又大打出手。他和身边的陈勇先后被捅伤,后来也上前围观的何菊建等人就上去追打那三个人。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当时花梨派出所只有一名民警出警,当该民警把喻军、陈忠发(袁勇此时已乘机逃走)带上警车准备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追上来的村民把警车团团围住。该民警下车劝导村民,却忘了拔掉汽车钥匙,导致行凶者喻军、陈忠发驾驶警车逃离。后来这二人在逃跑过程中又撞坏了半路拦截的黎庆洪朋友吴正刚的一辆别克车,直到被瓮安县中坪派出所强行拦下。二人被警方刑事拘留。而黎庆洪的朋友、村邻追到中坪派出所的卡点后,确实反应过激,动手打了两名歹徒。袁勇被村民抓到后,也被打致伤。陈忠发和喻军被刑拘十几天后,因检察院不认可追究刑事责任而释放。
陈忠发的亲戚袁成军曾经到开阳县公安局为陈忠发说情。他告诉记者,就在事发不久,陈忠发因贩毒再次被抓捕,200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在服刑。
织金事件:近百村民围攻煤矿
“2005年12月,被告人黎庆洪伙同谢应林等人在贵州省织金县珠藏镇链子桥村岩脚大寨开设煤矿期间,因用煤问题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当地村民殴打了谢应林。黎庆洪得知该情况后,立即组织‘花梨帮’成员何菊建、蒙祖玖、龙康等人在开阳县召集两劳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200余人,分乘两辆大客车、60余辆轿车赶到织金县岩脚大寨。在黎庆洪指挥下,统一发放了手套、刀具、钢管等物,列队进入村庄,逐户搜查,伺机报复,当地村民被迫逃进深山躲避。珠藏镇派出所出警后,黎庆洪等人才离去。”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这样描述织金事件。但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判决书的许多细节并不真实。
织金县是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一个财政富县,全县共有300多座煤矿,年财政收入8亿元。但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刚过温饱线,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矿群矛盾时有发生。农民不信任政府,解决矛盾的惯用办法就是堵路、打群架。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常常用钱摆平。
黎庆洪和谢应林合伙开的煤矿叫和平煤矿,由于政府整合煤炭资源,2007年末与其他三家煤矿合并为兴发煤矿,至今还在建设阶段。
链子桥村党支书杨元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村共有7个村民组、1700多人,四年多前与和平煤矿发生纠纷的是上队组和下队组。那天,村民彭慈昌去和平煤矿买煤,因违反规定多拿块煤和矿管人员发生争执,回到村里说打架了。次日,村民杨德林带着五六个人就上煤矿挑衅闹事,打伤了矿老板谢应林,之后又有几十个村民上去围攻煤矿,砸了煤矿办公楼的门窗,派出所来人也没有制止住。当晚,煤矿就叫来了很多人。”
第二天上午,杨元才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赶到联合桥菜市场附近时,看到王副镇长、派出所民警和煤矿叫来的几十个人都在那里,一个胖实的男子说:“我们不是来打架的,只是因为昨天打得太凶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兄弟们在这里混碗饭吃,大家团结为好,希望不要把纠纷继续下去。”派出所民警也表示要严惩带头闹事者,希望大家和好。之后,杨德林被派出所治安拘留15天。
“当时的情形确实很危急。我头上流着血却没法出去包扎,只好用卫生纸捂着,石头就像下雨一样往上砸,后面赶来的二三十个村民手里拿着锄头、弯刀。村民往二楼冲,我们一共五六个人,一个人拿了块砖头就大喊:‘谁敢冲上来,就砸死谁!’我让胡长江打了六七个报警电话,镇政府和派出所各来了一人。村民根本不听他们的,继续砸,直到打够了、天黑了才散去。第二天怎么办?我们不叫人来帮忙能行吗?”四年半过去了,谢应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很激动。
胡长江是和平煤矿当年的管理人员。他说当时他至少给派出所打了五六个电话,但派出所总是回答派不出人,后来只来了一名内勤。
《中国财富》记者随后走访了上队组和下队组的多户村民。
上队组村民彭远华告诉记者,除了那次冲突,和平煤矿的人从来没有和村民发生过矛盾。他听人说那次是因为村民要捡大块煤,矿老板不让还打了人,所以村民们要上去闹事。第二天,听说矿上叫来了三车人,闹事厉害的十几个男人就跑上了山。上午,他在门口看到只有十几个人进了寨子,这十几个人拿着木棍、钢管、马刀,但没有进任何一家搜查,只问了一句“杨德林去了哪里”,彭远华说不知道,他们就走了。事后也没有听说谁家被搜查了。
72岁的杨少华老人也证实村里没有任何一家被搜查:“那天我一个人在家,我没有去煤矿闹事就不怕。矿上没有一个人来过我家。”
“这起事件一分为二讲,双方都有过错。但外地老板们来织金县搞企业,一般不愿得罪地方群众,不愿闹什么事。”织金县珠藏镇副镇长秦保文说。
针对为什么处理这么大的群体事件,警方只派了一个警察的问题,秦保文说,珠藏派出所只有五名民警,遇上事情多的时候常常力不从心。
杨元才证实,“织金事件”的领头闹事者杨德林,曾在1989年因盗窃罪被判刑多年。2007年,杨德林和弟弟杨德金因砍死本村一村民被判了重刑。
同心会”与“花梨帮”
1999年2月的一天,贵州省开阳县磷都宾馆,16个人,每人划破中指,滴一滴血在酒碗里,然后每人喝一口,一个号称“同心会”的组织成立了。
曾经的“同心会”成员张吉友回忆说,黎庆洪性情耿直、爽快,而且肯帮人,所以大家一致推选他来当会长。大家约定,每人每月交30元钱,由李佳文负责管理。从此,谁有困难,大家要伸手相助。谁家有喜事,都要捧场吃酒。不过,一年多后,由于有人借走钱不还,其他人不愿再交钱,“同心会”就名存实亡了。
“同心会”是否真的很快散了伙,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司法机关调查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交会费等帮规在后来确实没有严格执行。
2010年3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将“同心会”描述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且是“花梨帮”的前身:“2005年,被告人李相建、梁显贵、曾令勇与谭小龙也成立了一个帮派,以谭小龙为‘大哥’……与此同时,被告人黎庆洪之弟黎猛开始混社会,黎猛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谭小龙的手下,由于黎庆洪有钱有势,谭小龙手下的人逐渐通过黎猛加入到黎庆洪手下……上述加入同心会的被告人李相建、李光奇等人在当地动辄打架、闹事,因这部分人多为开阳县花梨乡人,故同心会逐步被当地百姓称为‘花梨帮’。”
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刑辩律师曾伟雄是黎庆洪一审时的辩护人。在一审开庭时,曾伟雄指出,该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同心会”仅仅是个形式,其并未参与过任何犯罪活动;“花梨帮”是个俗称,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帮派。内部既没有具体的组织结构,更无严格的戒律、帮规。如“一切行动听指挥”、“收入要上缴”、“违规受处罚”之类的规定;也无固定成员,把因为具有亲友、同乡、同事、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而经常聚在一起,但并未进行有组织犯罪的人,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分子和成员是有悖常理和法律的。
其次,黎庆洪的主要收入是靠经营矿山和转让矿权获取的,完全是合法的,亦不存在“以黑护商”及“以商养黑”的问题。两次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都不是黎庆洪主动寻衅滋事,而是事出有因、反应过激,双方都有过错。
曾伟雄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花梨帮”和“同心会”,有被警方人为嫁接的嫌疑。
《中国财富》记者发现,法院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的证据,除了数名被告人的口供,就是11名证人的证言。在这些证言中,有4人的证言均证实谭小龙是“大哥”或领头人,有4人的证言证实何菊建是“大哥”或“听何菊建的”。另有8人(与前述8人有交叉)的证言中称黎庆洪是“大哥”或“幕后老大”,但其中3人均用了“听说”一词。
在证言中证实自己先认谭小龙“大哥”、谭又认黎庆洪“大哥”的龚天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两个“大哥”的话都不是他说的,当时听说别人前几天在公安局因不配合挨了打,他看也没看便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即使这样,警察可能不满意,一会儿在电脑上修改笔录后,又重新让他签了个字。
超常规办案
龚天华所说的证人被打一事是否属实呢?
《中国财富》记者按照判决书先后找到5位证人,当问到在作证时警方是否有威胁或者殴打行为时,有的明确否认,有的含笑不答,有的反问记者:“像抓人一样把你抓进去,一问就是四五个小时,你不签字不放你回家,这是不是威胁?”
最后,其中一位证人站出来说自己曾受到警方殴打:2008年9月,黎庆洪被抓捕后不久的一天下午,贵阳市公安局打黑大队的两个民警在田里找到他,就直接将他带到派出所。在那里,警察对他拳打脚踢。当晚,证人被戴上手铐带回贵阳市公安局打黑大队一间宿舍继续“询问”,警察轮班吃饭,证人则被铐在二层铁床的床架上。后半夜,警察睡觉,证人被反铐在更高处,呈反吊状。次日上午,警察让他蹲在地上,他不蹲,“背上就是两脚,我就被踢倒在了地上”。无奈之下,这位证人按照警察写好的笔录签了字。下午,警察把证人送回开阳县公安局,直到快下班时才放了他。
据这位证人讲,警察控制了他一天一夜,但始终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手续。
记者从多位被告人家属处得知,公安部门至今没有给过他们刑拘、逮捕的告知书,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办案程序。
被告人蒙祖玖的妻子李燕回忆,在蒙祖玖被抓半个月后,贵阳市公安局打黑大队电话通知让家属去一下,但家属去公安局后,警察只是把蒙身上的银行按揭卡给了家属,没有告诉家属任何权利。律师都是家属主动请的,但在公安侦查直到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都没有见到当事人。
《中国财富》记者就上述说法向贵阳市公安局电话求证,对方以此案已经一审判决,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
记者联系多位被告人的律师,也均被告知不方便接受采访,原因是省律协已经给他们打了招呼,希望他们不要就此案通过法庭辩护之外的办法、渠道表达意见。“《律师法》没有不让接受记者采访的规定,但律协打招呼不能不听。”一位律师在电话中无奈地说。
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律协最近专门听取了律师曾伟雄的汇报。曾伟雄表达了三点意见:一是二审将继续为黎庆洪辩护,二是对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继续做无罪辩护,三是尽量不介入媒体报道。
据黎庆洪二审的北京辩护律师周泽介绍,他接受黎庆洪家属委托后,已经三次前往贵州调查,并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开庭审判申请书。
周泽认为,黎庆洪根本不存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问题。其被认定的多项具体犯罪中,除了黎庆洪借枪打猎已归还被认定为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性基本准确外,其他犯罪均不能构成。而且,这些被指控的具体犯罪,都与其被指控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无关。同案中的其他被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被告人被认定的具体犯罪,也不是有组织犯罪,且没有一项是由黎庆洪组织、领导或者参与的。黎庆洪与这些具体犯罪的行为人之间,根本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甚至大多数互相都不认识。
在这次审判中,黎庆洪的父亲黎崇刚以非法采矿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并处罚金15万元。而他被刑拘时的理由是涉嫌偷税罪。据知情者讲,公安部门移送起诉时,曾将黎崇刚列为“花梨帮”成员,但检、法部门最终没有认可。
(责任编辑 唐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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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294条第1款的解释
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众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2.有组织地通过违反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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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庆洪拼图
 
被一审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花梨帮”领导人的黎庆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法院判决书和当地媒体的版本
□ 本刊记者│李国生 宋馥李
2005年8月举行的一次汽车拉力赛发车仪式上,黎庆洪(中)接受贵州电视台采访
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当地媒体的报道中,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巧取豪夺、危害一方的黑老大,但是从熟悉和接触过黎庆洪的人口中,记者听到的则是另一个黎庆洪的故事。
侯明珍从1990年开始任花梨社区居委会主任至今。她说,黎庆洪上学时成绩不太好,从小就喜欢开车,常常跟着他父亲黎崇刚一起出车,所以他初中还没毕业就去开车了。黎崇刚夫妇俩先开餐馆,后来开餐馆的同时又开旅社、养猪。在生意上,黎崇刚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但黎家在她的印象中都是正派人。
黎庆洪的妻子叶萍没有说黎庆洪的优点。她告诉记者,黎庆洪脾气不好,爱争强斗胜,而且从小就爱赌博,这虽然和贵州当地的麻将文化有关,但还是有许多人一直劝他戒赌。
花梨乡清江村党支部书记陈天学对黎庆洪保持着良好的印象。从黎崇刚到清江村承包磷矿开始,他与黎家父子打交道已超过十年。黎家经营的腾龙和清江两处磷矿,矿山和修建的公路共占用马鞍树村民组耕地50多亩。这些,黎庆洪都按时足额地偿付了青苗费。
2004年,因为采矿,清江村部分村组的水源遭到破坏,原来能种水稻的地方,只能改种玉米,受到影响的耕地大约有50多亩。陈天学说,村委会代表村民和黎庆洪交涉,黎庆洪很爽快地答应了赔偿,后来就商定,对受到影响的村民小
组,每年再补偿5万元。2005年,清江村要建村委会办公楼,黎庆洪又赞助了3万元。至于“花梨帮”,陈天学在黎庆洪被抓之前从没有听说过。
中国农业银行开阳支行职工彭金钟向记者讲起了他与黎家的一段往事。彭金钟家的二层小楼位于开阳县城中山街98-1号,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左右,属于自建房。2007年,开阳县政府通报了中山街拆迁计划后,彭金钟得知,自己的房子在腾龙宏升公司的拆迁范围内。之后,黎庆洪弟弟黎猛(也被认定为“花梨帮”成员获刑)曾代表腾龙宏升公司来家里,与他谈过两次话。第一次是意向性的,彭金钟谈了自己的想法后,黎猛说这个补偿太高了。2008年春节前夕,黎猛第二次来访,彭金钟仍坚持之前的补偿条件,黎猛算了一下账,仍然说太高了,要求彭金钟降一些。彭没有松口。
“之后不久,腾龙宏升公司便退出了该项目,由另外一家公司接手。但自始至终,黎猛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其间我家的生活也没受到什么干扰。”彭金钟说。
听到黎庆洪案的判决结果后,开阳县政协教科文卫史委员会主任张江英的第一感觉就是判得很重。但她担心公开说话会有压力,就在自己的博客里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对黎庆洪骗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指控不实,当初黎庆洪任开阳县政协委员,是经过组织考察过的。而且在黎庆洪被捕前,张江英也从没听到过“花梨帮”这个称谓。不过,张觉得,黎庆洪有些过于张扬。
开阳县人大财经委一位姓张的负责人说,开阳县的社会治安一直不错,黎庆洪在被抓前,他从没听到过“花梨帮”这个说法,也没听说黎庆洪做过什么恶劣的事情。
陈忠发的亲戚袁成军告诉《中国财富》记者,花梨街事件发生之后,陈忠发和喻军被公安部门刑拘,他到开阳县公安局了解情况,一名警察建议他找黎庆洪调解。“我托一个朋友找到黎,述说了陈家的贫困。黎庆洪态度很好,说不应该发生这事,尤其是朋友邻居们不该动手打人,他当即给公安局打电话,希望网开一面不要追究陈忠发和喻军的刑事责任,吴正刚车辆赔偿的事也不用管了。我一直没有见过黎庆洪,但我通过这件事,觉得黎庆洪不像报纸上说的黑老大。”袁成军说。
一个有关黎庆洪的故事,在黎被捕后的花梨乡流传着,被当地人津津乐道。
2003年8月,花梨乡高坪村的高三学生谭又山被武警长沙指挥学院录取。这名贫困的大学生回家筹钱,东拼西凑才筹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但却误了赶往贵阳的班车。
由于下午要在贵阳参加入学体检,如果去晚了就不能顺利进入大学。谭又山在花梨村的路旁一边等发往省城的中巴,一边急得大哭。一位好心人得知情况后,把他领到了黎庆洪家。黎庆洪的母亲一听这情况,马上打电话把黎庆洪叫回家,黎庆洪毫不犹豫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将小谭直接送到贵阳体检点。临走,黎母还给了小谭300元钱。之后,谭又山每次回家,都要顺路看望黎庆洪一家,而黎庆洪每次都要给他一些钱。
“没有黎叔叔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永远感激他。”如今已经在西藏阿里地区参加工作三年整的谭又山电话中如此告诉《中国财富》记者。
因为不相信黎庆洪是“黑社会”,在一份8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上,记者看到:
1999年9月26日,花龙公路陡林段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大客车翻下十几米山沟,车上39人生命垂危。黎庆洪知情后,立即组织本村50多名村民赶到现场救人,将伤员及时送到开阳县人民医院救治。花梨乡党委、乡政府专门给黎庆洪颁发了“9·26特大交通事故救死扶伤先进个人”奖状。
从2003年到2007年,为使“普九”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困难学生不辍学,黎庆洪每年捐助中小学生数万元。
2008年汶川地震后,黎庆洪以公司名义捐资捐物75万元,同时公司员工自行募捐2.6万元,公司还派员工带3万元到灾区慰问,并出动大小货车5台为政府运送救灾物资。
事实上,黎庆洪的父亲黎崇刚在开阳也是乐善好施,在历经县纪委、县委常委会等严格筛选的一本40人《委员风采》书籍中,描述黎崇刚时,说他“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哪家需要帮助他就帮助哪家”,并连续两届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

http://www.zgcaifu.com/web/caifuzazhi/fengmianbaodao/20100702/1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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