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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礼三五百也算受贿?——公安部一等功臣辩护词(上)

连云港市中院16日开庭审理的江苏赣榆公安局党委委员兼治安大队长受贿案,被告被起诉的“受贿事实”系跨十多人持续在五年十个传统节日期间所送的200、400、500、600、1000元不等的钱(卡),总计6万余元。被告人说其交待的多笔“受贿”所收的是土特产,纪委说土特产也是钱,就给折成了二三百元的现金。————

如此逢年过节收礼二三百元也被作为“受贿”累积起来追究,可见连云港市反腐决心之大,之彻底!

下面是博主为张克强所作辩护无罪的二审辩护词(上)

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周泽,系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张克强被控受贿犯罪一案,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受上诉人张克强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张克强的辩护人。本律师作为上诉人张克强的辩护人,曾参与本案一审全程庭审活动。一审判决后,本律师认真研究了一审判决,再一次仔细查阅了一审全部案卷材料,会见了上诉人张克强,收集了新证据,并参与了二审全程庭审活动。现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本律师的基本辩护意见是:由于赣榆县纪委在对本案上诉人张克强双规调查期间,对上诉人及证人通过刑讯、查税等手段逼取口供和证词,而赣榆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在纪委双规期间即参与纪委“办案”,在对上诉人立案侦查时简单地通过拷贝纪委调查材料的方式,将纪委的调查材料转化为询问、讯问笔录,并在询问、讯问被告人及询问证人时不依法独立办案,听任纪委工作人员在场威胁、恐吓被告人、证人,变相逼取口供和证词。有证人因为被逼作了假证后接受律师调查如实作证却被以伪证罪立案追诉,致使诸多证人受到威胁恐吓,不敢如实作证,从而使主要体现为言辞证据的本案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大量不符合事实,违背情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被控受贿的诸多事实的认定,或无法排除(相应事实可能不存在的)合理怀疑;或证据不足,难以认定。即或可以认定的事实,也不能定性为受贿犯罪。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受贿罪,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在全面阐述自己的辩护意见之前,本律师先声明:就有关办案人员威胁、恐吓证人,妨碍诉讼的问题,本律师之前通过网络并致函有关部门,进行检举和控告,只是想让有关部门查清本案事实,公正处理本案,而无意追究任何人的什么责任。本律师也深知,即使有关人员应该被追究责任,也不可能受到追究,毕竟案件办成今天这个样子,并不完全是某个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问题。因此,本律师所发表的辩护意见所涉及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程序违法的问题,无意指责哪个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而只是为了让二审法庭和出庭检察官能够全面了解案情。

下面,本律师将分程序性辩护、实体性辩护及结辩三个部分具体阐述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   程序性辩护

首先,本案没有合法来源,系人为构陷,追诉程序启动违法。

本案系由赣榆县纪委移送赣榆县检察院“查处”的案件。而赣榆县纪委立案查处的上诉人张克强,是由于“对王松善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张克强存在较大的经济问题,必须立案调查”,而所谓较大的经济问题,就是所谓张克强“收取王松善现金80000元”。然而,这所谓王松善送给上诉人张克强8万元,根本不是事实,而完全是纪委办案人员刑讯王松善,对其诱供、指供的结果。辩护人调取的与本案相关联的王松善受贿犯罪一案有关证据材料,证实了这一点;检察机关最终没有起诉所谓上诉人“收取王松善现金80000元”的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王松善被控受贿犯罪一案辩护律师2009310对王松善所作的会见笔录中,王松善说,他被纪委双规后,一开始熬他,不让他睡觉,出现了幻觉,他们让他谈“问题”——问:“你收了李庆成多少钱?”当时我头脑根本不做主,他们逼供、引诱,让我说收了李庆成8万元,编造了一个3万,一个5万,我没办法,说:“你们说8万就8万”,还引诱我,这8万元是怎么处理的?我只好说“丢了”,他们不信,我只好又说拎到办公室,后来借给我表弟张江。纪委又找我表弟,他不承认。根本就没有送钱的事情,没办法,他们又逼我、引诱我,为这事,刘永绪副书记、刘程峰副主任也找我说,说“有立功机会你不立,别人想就想不着这样好事”,我说“送县长、县委书记”,是说气话的。他们又逼,我说“送局长”,他们说“临时你送局长也送不过去,越级了”,又说“说分管你的?”,我说“张克强”,他们说“那不就对了吗?”,我没有办法,就说送给张克强了,说李庆成送给我8万元让送给张克强。

所谓王松善送张克强8万元的来源,李庆成在王松善被控受贿犯罪一案中接受王松善的律师调查时说,他“没有送”——“县纪委或检察院,查我银行(厉庄信用社)有个8万元提款(?),就说是我送给王松善的”;“我是2008年10月24日被县纪委弄到新浦一家宾馆,这次熬了我7天没有睡觉,这次共11天,我没承认送钱。没有的事情,我怎么能承认。第二次又被弄到纪委,熬了8天,到了第6天,我受不住承认了,一个纪委办案人员说王松善交待我送给他8万,时间、地点都有,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我第三次又被弄去7天,这次是让我承认送钱给张克强,没有办法我也承认了,我实际没有送4万元给他。”

这里,我们看到,张克强受贿犯罪一案,实际上是源于对张克强的构陷。其中作为上诉人张克强受贿案证人的王松善和李庆成证明上诉人受贿的证词,都是办案机关逼取的虚假证词。其他证人也存在被逼取证词的合理怀疑。

其次,本案中存在对上诉人的严重刑讯逼供和对“证人”的威胁、恐吓,上诉人供述和“证人”的证词完全不足为信,不应作为定案根据。

一审庭审及二审庭审中,被告人都陈述了其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上诉人张克强还专门写了一个控诉材料反映其被刑讯逼供的问题。他在其中写道:被双规后,先是县纪委姓穆的办案人员用拳捣他的胸部,打他的耳光。有一次姓穆的打了他2个多小时的耳光子,脸全部被打肿,胸部被捣得多处肿胀青紫,疼得很厉害,经常吐血;接着是家住新浦的高个子办案人员用手卡住他的脖子顺着墙往上推,使他不能呼吸,没多会他被卡得昏死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地板上;纪委的人还经常两个人按住他的胳膊不让动,一个人用湿毛巾使劲捂他的嘴和鼻子让他不能呼吸,致使他昏迷过去四、五次;有时他们还四、五个人一齐上,把他按在地上,摆住他的胳膊使劲扳他的反关节,当他疼得受不了大喊大叫时,纪委的人怕喊声被人听见就一齐用皮鞋踢他的腚、腰、两条腿,他的腰被他们踢伤一直不能动,腚和两条大腿大面积的肿胀黑紫。打累了,他们就让他顶着一桶50斤重的纯净水,一顶就是好几班,他实在受不了,一放桶他们就上来一齐打他。几天后,他的两腿肿得特别厉害,连袜子也穿不上,实在站不住了,他们就把房间的木地板上倒上凉水,大冬天让他只穿着衬裤伸直双腿,双手举着一盆凉水,坐在湿地板上,时间长了他托不住,水就倒在地板上,他的下身整天泡在冷水里,几班下来,他实在受不了,就哀求他们让他暖暖身子,他们说“这就是双规,时间还早着呢!”。他们就这样折磨他一段时间后,又变换折磨的花样,把他带到卫生间,三个人把他的头按到刚解完大小便还没有用水冲的大便池里,大便的味道刺激得他受不了,反复呕吐,最后连苦胆都呕出来了,他就大喊救命,听到他喊叫,他们就把他拉起来,把洗脸池放满冷水,用他脱下还没洗的脏袜子,用水湿后塞到他嘴里,然后三人把他的头朝下按到洗脸池的冷水里,不让他呼吸、喊叫,隔一会提起他的头换口气,继续按着,他闷得受不了挣扎时,头被水龙头碰伤多处,现在还有四、五处伤结疤。他们折磨累了,就让他跪在大便池上,一跪就是四、五个小时……在长达60多天的刑讯逼供中,他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整个脸部被打肿、胸部青紫肿胀、经常吐血,两条胳膊肿得一直不敢动,腰被踢伤一直不敢动,腚、两条大腿大面积黑紫出血,肿得很厉害,大小便失禁、尿血,昏迷过去十多次。被逼无奈,他就胡乱编收了几十笔100多万元的假数字。纪委采取同样手段,对当事人威胁、引诱、刑讯逼供等,让他们按照他说的假数字材料谈(如果不配合就要查他们的问题)……

赣榆检察院办案人员2009216日(案件正式移交检察院的当日)对上诉人张克强所作的供述笔录中,上诉人“交待”了收取王松善8万元、李庆成4万元、刘占昌1万元、海头一女老板1万元、李大仓和李大全各2000元,等等“受贿问题”,而王松善、李庆成、李大仓、李大全等人一度也“证实”相应“行贿事实”。但最后这些情况均被证明不属实。被告人被逼取口供、证人被逼取证词,是怎么来的,已昭然若揭!其中,“证人”李庆成不仅在接受王松善律师刘家胜、刘昌开调查时反映被逼取证词,其在接受本案律师调查时,也反映被逼取证词。

对于上诉人被逼供的问题,在一审庭审时,公诉人曾表示,被告作为一个警察,应该知道作虚假供述的后果,不可能作不利于自己的虚假供述,有其签字的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足以证明其受贿的事实。但公诉人只考虑了人在正常情况下的理性选择,而忽略了人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临时自保的理性选择。如果公诉人的逻辑成立,就不会因刑讯逼供出现冤案了。广为人知的云南杜培武案、李久明案等冤案,当事人都是警察,但他们却连不是他们干的杀人犯罪,都“供认”了。如果不是真凶出现,这些案都将被盖棺定论,幸运的是,偏偏真凶出现了。——这已经充分表明,被告签字确认“属实”的口供并不是完全可靠的,甚至可能是完全不可靠的。

在二审庭审中,出庭检察官一再向上诉人追问是否受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试图以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没有对上诉人刑讯逼供为由,以证明上诉人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所作的供述就是真实的。也许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确实没有对被告人进行过刑讯,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所作的供述就是在没有受到威胁、恐吓的情况下作出的,从而当然就是真实的。而且,也不意味着检察人员没有逼供,被告人、证人在接受检察人员讯问、询问时在纪委人员威胁、恐吓下所作的供述和证词,就不是被逼取的口供和证词。否则,就无法解释,上诉人“供认”收取王松善、李庆成、刘占昌、海头一女老板、李大仓、李大全等人钱款的供述笔录,以及王松善、李庆成、李大全、李大仓等人的“证词”笔录,最终为何会被证明不属实。

上诉人张克强、证人李庆成、李波、胡忠兰,以及与本案有关联的王松善被控受贿案被告人王松善,均反映,赣榆县检察院在本案和与本案密切相关的王松善案件中,均未能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人员在案件从纪委移交到检察院之前就参与纪委办案,在案件移送检察院后,检察人员讯问被告人和询问证人时,纪委办案人员也在场“监督”,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威胁、恐吓,使被告不能如实供述,证人不能如实作证。这实际上是变相逼取口供和证词。

一个证人如果在被威胁、恐吓作了假证后,要再推翻必然会顾虑重重。毕竟检察机关在向“证人”取证时都让其签了《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宣读了“有意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或者隐藏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要求,而“证人”却不一定明白什么叫“有意作伪证”,也不一定明白在被威胁、恐吓情况下所作的假证,并不属于“有意作伪证”,根本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证人李庆成被逼取证词,后来接受律师调查翻证,结果被以伪证罪追诉,这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警告其他被迫作了不利于上诉人的假证的证人不能翻证,也是一种变相的逼取证词!

除了对被告人、证人变相逼取口供和证词之外,赣榆县检察院办案人员也存在直接逼取口供的问题。检察卷第1卷第3页,第16-19页的传唤通知书及提押证反映,从2008年2月16日至22日期间,办案人员持续地日夜审讯被告人,不让上诉人休息,实际上也是逼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律师调查取证时,多位被赣榆县纪委认定为给上诉人张克强送过礼、在接受赣榆县检察院询问时因受到纪委胁迫而坚持原来说法的“证人”,都表示自己的证词不属实,是上诉人自己那样说他们不得不跟着那样说的。(上诉人为什么无中生有地说他人给自己送礼,原因不言自明。)有的证人在接受律师调查时虽然说了与原来不一样的内容,但之后赣榆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再去找这些证人做笔录时,心存恐惧的他们又缩了回去。

再次,本案中检察人员简单复制、编造讯问笔录,不严格依法讯问并如实制作讯问笔录,有制造假证之嫌!

本律师发现:检察院对上诉人所作的笔录均为电脑打印。其中,检察人员对上诉人进行的第一轮审讯,做了七份笔录,共计七十页。检察机关最早制作的三份在卷笔录(卷四P78-105页),即纪委向检察移送案件的当日做的笔录,被告人连贯地“交待”了自己从2001年以来“收取”他人200、300、400、500、600、1000、2000、3000、10000、40000、80000不等,近十年的计100多次“受贿事实”,时间、地点、数额、送钱的人,“交待”得一清二楚、有条不紊。在之后,检察院办案人员对上诉人所做的笔录,除了案件移送当日最早的笔录中的交待的部分问题不知何故不再提及外,其他大量问题仍然连贯性地作了交待,时间、地点、数额、送钱的人,同样“交待”得一清二楚。

常识告诉我们,上诉人没有人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够准确地记得持续多年的事!上诉人在接受律师会见,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反映:其原来连贯交待的案件“事实”,都是经过纪委刑讯上诉人、威胁恐吓证人编造出来让上诉人背诵下来的;而检察院的笔录,是直接从纪委做的电子版笔录拷贝出来,在讯问时编辑的。—张克强辩解称,赣榆县纪委“提前于20091月份让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的办案人员参与一起审查。审查中反贪局的人把纪委的材料从电脑上拷进自己的电脑里。纪委的人逼我按他们的意图背以前的谈话材料,稍有不对,就对我折磨。反贪局的办案人员把拷来的材料修改几个字,就形成了一份谈话笔录。就这样,纪委每天逼我背几遍,前后一共背了一百多遍谈话材料”。

实际上,不仅从笔录内容上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拷贝纪委逼供形成的笔录,制造假证,从检察院制作的诸多讯问笔录在时间的连贯性上,也可以看出检察院办案人员拷贝笔录,制作假证。比如,检察机关在2月17日、18日、19日、20日连续对被告所作的数十份讯问笔录中,不少笔录制作时间为十多分钟,最少的只有10分钟,而多份笔录之间的间隔时间只有一两分钟。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再模拟一次,相信检察院办案人员仍然不可能完成这些笔录。显而易见,这些笔录只能是拷贝事先制作的电子版笔录简单编辑的。

王松善受贿案被告人王松善在接受律师会见时,向其律师反映的情况也证明了检察院拷贝纪委笔录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制作假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实体辩护意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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