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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夫妻“弑母”案:被告自比赵作海

 
  
被迫作出的有罪供述,成为警方指控凶手的唯一直接证据。背上 弑母 恶名的贵州夫妻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二例 赵作海
  再有几个月,余佑凤在监狱服刑的日子就满两年了。
  从给衣服订扣子到值班室值班,尽管新换的工作略显轻松,但这个年过五旬的女人脸上依然看不出一丝笑容。
  2008年9月1日,余佑凤和丈夫罗仁贵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无期徒刑。
  而这对贵州偏远山区的夫妇突陷牢狱之灾的理由耐人寻味:因为“买摩托车差几百块钱”,就“亲手杀死”了罗母张友珍。
   期待真凶出现
  2010年高考第一天,在贵阳某监狱服刑的罗仁贵早早地等着女儿罗文碧来探监。
  这样的会面已经持续几天,每次都是说些家常和这个案子的事情。
  但这次不同,罗仁贵在报纸上看到又一个冤案得以昭雪,2010年5月9日,被判死缓的赵作海在服刑近十年之后因“被害人”的突然回家而无罪释放。
  罗仁贵开始拿自己和赵作海比较起来。
  年龄上,赵作海仅比自己大2岁。不同的是,被赵作海“杀死”的人又奇迹般活过来了,而罗仁贵却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死在床上。
  女儿来探访了,罗仁贵迫不及待地告诉她这条新闻:“我是被冤枉的,一定要救我出去。”此后,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女儿重复这句话。
  在父亲面前,罗文碧不停点头,充满信心的安慰。暗地里,却只能悄悄抹眼泪。
  罗文碧是家乡小箐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从事教学工作12年。200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
  为了给父母伸冤,她为父母四处寻找律师,给各大媒体寄材料,“光是邮寄费都花了上千元。”
  因承接“杨佳袭警案”辨护而出名的北京律师刘晓原了解该案后质疑说:“老罗为了谋财而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所犯的又是抢劫和故意杀人罪,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为何只判无期徒刑呢?老罗没有自首也没有立功表现,为何还能得到轻判呢?”
  尽管如此,对于该案,刘晓原还是在自己博客里无奈地写道,“终审都下了判决,虽然案件还有疑点,但申诉仍是十分无望。”
  罗文碧还委托法医学咨询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三级教授张益鹄“对张友珍尸检鉴定书行专家复核审查”。张益鹄根据资料复查结果和分析说明,认为张友珍系自缢死亡,而不是警方认定的被他人勒死。罗文碧即将看到希望时,张益鹄却突发脑溢血身亡又让她幻想破灭。
  连续两年,罗文碧四处奔波,但收获甚微。一审判决下来,罗仁贵和余佑凤分别获刑“无期和20年”。二审“维持原判”。罗文碧仍然坚信父母是无辜的,绝望之际,她甚至期待真正的杀人凶手能够突然出现。
   第一目击者入狱
  2008年春节,这个贵州修文的偏远小山村因为凝冻,停电,交通不便而导致物价空前上涨。
  “当时菜卖得特别贵,平时几角钱一斤的折耳根要卖几块钱一斤。”罗文碧清晰记得,如此商机之下,自己的父母并不打算就此闷在家中过年,“他们想趁过年多挣点钱。”
  于是,村里人眼中“勤劳、无时无刻不想着挣钱”的罗仁贵夫妇号召儿女从正月初二开始,一起挖折耳根,然后再由老两口步行几公里到集市上卖。
  正月初五早晨出门的罗仁贵,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下半辈子会在牢中度过。
  思来想去,罗仁贵认为自己被当成犯罪嫌疑人是因为当初一个“愚蠢”的行为。“见到自己母亲尸体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不是报警,而是上前摸尸体身上的钱。”
  死者叫张友珍,膝下有八个子女,罗仁贵是其长子。
  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死前一直身体硬朗,“还种了很多田土”。当地村民介绍,以前张友珍和丈夫一直住在四子家,2001年丈夫过世后因为和四儿子吵架,就搬到长子罗仁贵家。
  而在长子家住了半年的张友珍遂表示不愿再与任何一个子女一起生活,坚持搬到离罗家步行十多分钟路程的一个又矮又黑的土坯房里居住,没有邻居。
  因为偏远,再加上张友珍其他几个儿子在外做生意,平时只有罗仁贵夫妇照顾她。
  罗仁贵记得,他在尸体上翻了许久,没有任何收获才想起打电话通知弟妹,“妈死了!”
  女儿们为母亲张友珍清洗完身体后发现,“脖子上有勒痕”,同时罗仁贵的儿子在床脚找到带血的帕子。
  疑惑之下,子女们报了警。
  次日,罗仁贵夫妇被修文县公安局带走。“说他们因涉嫌抢劫、故意杀人而被刑事拘留了!”
  在接受警方初步讯问时,罗仁贵详细讲述了当天的经过,2008年2月10日早上,“去我妈的住处,准备拿锄头用,推门时推不开,我用力推后发现门是从里面用一个板凳抵着的。”
  用力推门进去之后,“看见我妈躺在床上,又喊了几声,我妈还是没应。”最后发现“在她颈部的位置有一根裤带像围巾一样的布带,我用手去摸我妈的嘴巴,没有气,摸脸是冰的,我才发觉我妈已经死了。”
  后经法医鉴定,张友珍系被他人用绳索(或布带)勒颈至急性机械性窒息死亡。
  如此,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戏剧性地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证据经不起推敲
  赵作海曾作九次有罪供述,事后查明,办案机关确有刑讯逼供。
  不同的是,罗仁贵曾作6次询问笔录,只有4次为有罪供述,“我想找点钱来买辆摩托车……当时我想趁天黑进屋去,在我母亲睡着的情况下把她身上的钱摸(偷)了。”盗窃过程中,母亲醒了,所以他就伙同妻子“用毛巾捂住母亲的口鼻”,捂晕之后,再把钱摸完,后用裤带勒母亲的脖子,“勒了两分钟,起初她的脚还蹬,后来就不动了”。
  另外两次提审罗仁贵否认了自己的“罪行”。随后,在一审中,罗仁贵也“翻供”,不承认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颇有争议的是,罗仁贵在修文公安局供述自己杀人,而在另一个地点息烽看守所则拒不承认自己杀人,如此反复。
  记者调查得知,罗仁贵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在2008年2月12日23时到次日凌晨4时,修文公安局的第一次提审。2月13日下午1时,继续进行第二次提审,罗仁贵再次作有罪供述。
  罗文碧不知道那天深夜的五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她最大的感触是,“无论是谁,深夜连续几个小时受审,不休息,精神都会崩溃。”
  “正月十四那天一早被提审出去,很晚才回来,回来时,他手脚都动不了,衣裤都是同监室的曾光云给他脱的,第二天吃饭时手仍然动不了,好久了我都看见他的手是发抖的。”曾经同监室友现已刑满释放的黄仕强回忆。
  正月十四,正是2008年2月20日,修文县公安局对罗仁贵进行第五次提审,“把我父亲从息烽拉到修文提审,然后晚上再送回息烽看守所。”这一次,是他的最后一次有罪供述。
  而最后一次提审是在息烽看守所,罗仁贵拒不承认自己杀人。
  对于罗仁贵夫妇杀人的证据,贵阳慰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采利向记者表示,此案“证据不充分,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刘采利认为,一审法院虽然罗列了11项证据,但其中除了两申诉人有罪供述以外均不是直接证据,有的连间接证据都谈不上,况且申诉人的供述具有极不稳定性,且在法庭上翻供。
  “然而,我们了解到的,即使是最直接的证据两人的几次有罪供述,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例如,作案时间不统一,是在来电前还是来电后;死者何时醒与摸钱的先后顺序不一致,是先摸钱还是醒了捂死再摸钱;布带从何而来不一致,是从床头上所得还是从火炉旁的裤子上解下。”
  “除此之外,一审法院还回避了作案动机以及申诉人如何进入死者房间等重要问题,本来应当做实验的程序,法官现场口头答应后却没有做实验印证。”
  “经济宽裕的他们会为了1500块钱去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刘采利抛下这句话,结束了与记者的交谈。
   书信传递 冤情
  “小文,你爸妈没有干过这种畜生不如的事。心里有无数个冤字。
  “如果这个冤字把我冤死的话,你和小广(罗仁贵的儿子罗广)就去找有关单位,把我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献给世上好心的人,一分钱都不要。因为我这一生没有干过一点坏事,心是好的。
  “让我的目光看一看这冤要冤到什么时候。让世上好心的人们看一看我是否冤枉,看一看我罗仁贵是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爸妈是不是好人你是清楚的吧,爸妈没有做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没有做那种猪狗不如的事吧,爸妈只是在公安机关受了人生没有受过的那种苦刑和拷打才一时糊涂的,我在公安机关是两次受刑,第二次受刑回来我连自己的衣裤都脱不下来了……”
  命案发生后,只有小学文化的罗仁贵每天看新闻,去认识晦涩难懂的文字,然后写这一辈子都没写过这么多的信给女儿,讲述他的冤屈。
  父亲写给自己的信,罗文碧总是隔三差五拿出来看,她甚至能一字不漏把信的内容背出来。每次看父母的信,罗文碧都希望真凶能早一天出现,父母也能有“赵作海”一样的幸运。
  教学之余,罗文碧开始学习法律,有时她也会在网上搜集一些人的资料,这些人的名字中,有聂树斌、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记者刘佑清发自贵州修文  
http://www.yxlzk.com/newsdisp.asp?id=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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